王東，遼寧大學法律系畢業。1996年旅居日本至今，曾從事傳媒工作，現投身商海，兼職寫字，曾出版暢銷書《別跟我説你懂日本》。《斂與狂》是王東繼《別跟我説你懂日本》4年後，作為一個旅居日本多年的中國人，對這個近鄰更加深入、冷靜的觀察。本文作為代後序收入書中，獨立成篇，讀後引人深思。觀人實為自省，在現今中日兩國局勢撲朔迷離之際，本報特全文刊載此文，以饗讀者。

　　人與人交往當中，時有錯看對方的情形，或把惡人誤以為本心良善，或將好人疑心成貌忠實姦。要説錯誤最嚴重的，莫過於熱戀中的情侶，情濃之下，明知是對方的缺點惡習，竟也視而不見，甚至還覺得別具魅力。這種陰差陽錯的彼此觀感，國家民族之間亦然。看看中日兩國交往關係史，就會發現雙方的互相誤讀，已經有千餘年的歷史，至今仍沒有多大起色。

　　一

　　中國人看日本，往往是從大處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東瀛是海外島國，蕞爾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學習了不少中國文化，受我們的恩澤日久。這兩大印象，可以説在中國人心中已成無意識之定式，隨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盲目輕視也導致中國人總是無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難以秉持對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態。

　　古代中國歷史典籍極為豐富，但是對於和我們交流了千餘年的鄰國日本，記述詳盡而準確的實在鳳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聽途説的傳聞倒是太多。

　　根據中方史料，兩國交往之肇始是漢武帝元封三年（西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漢的樂浪郡獻貢。而魏齊王正始元年（西元240年），魏國使團首次赴日“訪倭王”。魏國與日本建立交往的動機之一，據説是為了牽制吳國，因其誤認為日本的地理位置“當在會稽、東冶之東”。（《魏志/倭人傳》）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對日本的情況有所誤識是自然的，因此，雖然日本名義上被納入了中國的冊封體制（彼時日本仍處於分裂狀態），但雙方交往並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劉宋時期，初步完成政治統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請求領百濟、新羅的大將軍稱號，這是日本對朝鮮半島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劉宋對此的回應是拒絕，可顯然並無了解日本形勢變化的興趣。《梁書》中稱：“東夷之國，朝鮮為大。”這表明在中國的冊封體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鮮，而其試圖染指朝鮮半島的企圖是不被允許的。此後的幾百年間，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基本上屬於停滯狀態，史籍中雖保留了《倭人傳》的條目，內容卻不脫《魏志/倭人傳》之巢窠。

　　中日雙方的交往，在隋唐時期達到了第一個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貞平在《漢唐中日關係史》中指出，中國歷代朝廷“從未區別對待五世紀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實現了政治統一之後的日本”。他表示，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年）日使訪華，卻未像過去一樣向隋帝要求封號，“此舉是一個重要的外交信號：中日間的君臣關係已經動搖，日本已不再視自己為中國的屬國”。這標誌著中日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不過，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對日關係上的表現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軍大敗日軍。經過此戰，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窺覷野心和不甘心納入中國主導的冊封體制的桀驁都已顯露無遺，可唐廷卻並未深入追究。無論是《舊唐書》或《新唐書》，對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揮該役的劉仁軌傳內寥寥述及。相反，唐廷還給予交過手的“抗敵之國”的日本使團以很高的尊重。唐玄宗天寶十二年（753年），日本來使因不滿地位低於新羅使臣，在唐廷發生爭長事件。儘管關於此事件的真實狀況有所爭議，但日本使臣在儀式上的排序的確位列諸多外國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後）。唐玄宗曾稱日本為“君子國”，日本在唐人的記述中“人民豐樂，禮義敦行”，其採用“漢制”也多受褒揚。可事實上，日本此時已經大體確立了“日本中心論”的翻版“夷夏”觀念，在內部文書中，甚至有把“唐國”稱為“夷狄”的律令，並以朝鮮為“近藩”，唐為“遠藩”。不難想像，這種態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會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對此渾然未覺，非但不計前嫌，還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來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華壯大自身。

　　（本文摘自《斂與狂》，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