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為沿線各國帶來新機遇，沿線國家經濟互補性強，在交通、金融、能源、通信、農業、旅遊等各領域開展互利合作的潛力巨大。絲綢之路是深化中國與中亞國家金融合作的一個重要機遇，也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聯合早報》鄭永年專欄1月20日刊文稱，在實施絲綢之路方面，中國所具備的一些特殊優勢，可以協助新興市場國家有效克服其經濟發展的瓶頸，激發其潛在成長動力。絲綢之路沿岸、沿邊國家，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甚至貧窮國家，都急需發展。儘管這些國家多半擁有豐沛的天然與人力資源，但普遍面臨資金、人才、技術與基礎建設不足、市場規模過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頸。正是在這些方面，中國具有很大的優勢。中國和這些國家的要素呈現出很強的互補性，如果雙方的優勢得到有效的結合，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生産力。

　　中國經濟規模已經空前龐大，在主要工業部門都擁有巨大的産能，並覆蓋不同位階的産品，有能力同時在五大洲上百個國家，承接水庫、電廠、超高壓電網、深水港、機場、工業區、傳統鐵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行動通訊網的興建。中國也有能力協助整個地區架構跨國基礎建設網路，讓各國能有效克服其國內市場規模過小的障礙，能以整個區域為腹地，發展産業專業分工，以及形成跨國的産業聚集。在過去的30多年裏，中國本身的發展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分不開。基礎建設是任何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全面起飛的前提。中國在這方面已經擁有龐大的能力，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基礎設施國家”。在這方面，中國也開始“走出去”，並且獲得很多很好的經驗。這些經驗對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

　　如果基礎設施建設表現為“硬體”，中國在“軟體”方面也同樣存在豐富經驗。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公共治理、經濟發展、城市規劃等領域的人才，並自行摸索出有效並用“市場”與“政府”兩手的獨特經濟發展經驗。中國也應該與發展中國家分享其發展過程中的“軟體”經驗，提供知識與管理技術支援，並協助培育人才。這裡有兩點很重要。第一，中國的發展是在開放過程中進行的，因此在發展這些方面的“軟體”過程中，已經吸取了諸多國際經驗。中國的“軟體”建設不是閉門造車，而具有普遍性。第二，中國自己在這些方面也走過了很多的彎路。不過，中國在走過彎路之後，很快就調整政策，逐漸走出自己的社會治理道路。這些教訓對很多發展中國家有參考價值。今天，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些方面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可以和這些國家分享這些方面的經驗。

　　但是光有上述優勢，還不足以支撐中國的絲綢之路戰略，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所擁有的金融優勢。歷史地看，任何國家的硬力量和軟力量的走出去，必須配之以強大的金融力量。沒有足夠的金融力量，各方面的力量很難走出去。中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又有豐沛的國內儲蓄，已經建立起獨立的全球支付系統，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也日益普及，中國有條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元的低成本融資平臺與信貸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來説，就是要把大量的現金轉化為資本；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説，就是通過中國資本，促動或加快國內建設。

　　活絡外匯儲備

　　在金融優勢方面，非常必要把國家龐大的外匯儲備的使用，和絲綢之路戰略結合起來考量。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是外貿盈餘和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即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所致。2008年之前，中國一直實行出口強制結售匯制度，出口企業自留的外匯較少，更多的外匯資金以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形式錶現出來。當央行買進外匯時，必須增發等值的國內基礎貨幣，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的放大，導致流通中的貨幣供給量成倍增加，加劇通貨膨脹。同時，為了實現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央行沒有很多的選擇，更多的是把外匯儲備投資在美國國債和房地産抵押債券上。不過，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大量發行貨幣，導致美元貶值，加上美債利息本來就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外匯儲備成了中國的負擔。中國處於兩難處境：如果不囤積美元外匯儲備，就有遭到擠兌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如果囤積美元，收益率低下，造成資金的浪費。

　　外匯儲備和絲綢之路戰略可以結合考量。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值這筆鉅額外匯儲備，並在保值的基礎上創造更多的價值（增值）。外匯儲備來之不易，是中國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工進入國際經濟體系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和中國的開放政策，促成了中國經濟進入西方世界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而中國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廉價勞動力。中國成為世界的加工廠，農民工就是加工廠的主體。如果沒有農民工廉價的勞動力，很難想像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加工廠。廉價勞動力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廉價勞動力並不是輕易取得的資源。發達國家已經耗盡，只有通過進口勞務獲取有限的廉價勞動力。廉價勞動力一般存在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不過並非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擁有廉價勞動力。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曾是殖民地的國家，勞工往往具有較高的權利和法律意識，並且這些國家儘管窮但社會保護機制（至少從理論上説）良好，資本很難壓低勞工成本。例如印度理論上説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資本很難進入印度。只有中國因為各種因素，廉價勞動力成為現實。中國可以説是當代資本主義最後一個邊疆，中國之後很難出現這麼龐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不過，隨著一些新因素的出現，包括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成本和新農民工（第二代）權利意識的提高，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也所剩無幾。這些年來中國的一些地區開始面臨勞工荒的現象。中國今後很難再繼續通過把廉價勞動力投入世界市場，獲取巨量的外匯儲備。

　　再者，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的産生，也是中國普通消費者在過去30多年間，承受了等值人民幣額外增發所帶來的通脹，所積累起來的硬通貨財富。外匯儲備實際所代表的，是中國大眾已擁有的、對海外實物資産隨時可以兌現的購買權，其未來的任何兌現即對海外産品或資産的購買，可以緩解中國現實的通貨膨脹水準。

　　龐大的外匯儲備可以通過絲綢之路戰略而轉化成龐大的資本。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可以通過轉化成資本而得到增值。在目前的情況下，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可以影響到人民幣的價值，即使那些政策並沒有明確針對中國。這就要求中國通過輸出人民幣或者人民幣的國際化，來保障人民幣的增值。輸出人民幣可以減少國內通脹壓力，把國內積累的通貨膨脹轉移到國外。這是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有效保值手段。美國也是通過輸出美元轉移其國內的通貨膨脹風險的。美元在國內流通的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在國外。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可以搞量化寬鬆，即QE。從理論上説，量化寬鬆會導致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但實際上則不然，美國沒有通貨膨脹的壓力，主要是通過美元的國際化，把通脹的壓力轉移到其他國家，美國市場上很多商品，要比國際上包括出廠國的還要便宜。

　　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不過，中國不是美國。美國輸出美元是因為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還很難和美國競爭。但中國可以通過其他方法來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就目前來説，中國要盡可能推動國際買賣優先用人民幣來結算。關於外匯儲備保值的討論，可以首先聚焦于如何擴大人民幣在國際範圍內的使用問題，而不是人民幣資本市場的開放問題。

　　一般認為，輸出人民幣的前提是中國放開資本管控。但這條道路風險很大，可以説是走不通的，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有利於西方，尤其是美國所擁有的壓倒性優勢的金融業，促成這些國家加強對中國外匯儲備的有效掌控。之前就已經有德國和日本的例子。這兩國都是經濟強國，但金融業則高度依賴於美國。主要原因是這兩國被迫開放資本賬戶。美國金融業在二戰後所擁有的、與美元地位相匹配的無與倫比競爭力，決定了德國和日本在金融資本市場必須依賴美國。中國過去30多年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發展成就，和中國能夠有效管控自己的儲蓄、確保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較低的資金成本，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政府已和許多國家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央行，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為滿足海外人民幣需求創造了初步的條件。中國也可以對所有中國政府和國企參與的國際貿易或投資項目，提出盡可能即優先使用人民幣的要求，以增加海外人民幣的有效需求。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可以通過到海外收購企業。現在看來，要到發達的西方收購大企業有很大的困難。西方國家恐懼于中國的崛起，往往訴諸於各種理由，例如國家安全搞貿易保護主義，製造貿易摩擦，實質上是要把中國的資本（人民幣）擋在國門之外。但中國可以通過絲綢之路，把人民幣輸送到廣大的亞、非、拉等地去。

　　較之西方發達的市場，亞、非、拉市場風險比較大。儘管在那裏，社會經濟發展水準低下、法制不完善、既得利益往往和西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因素都會增加中國資本的風險。但是，這些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的資本，高風險也經常隱含著高回報。對中國來説，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走到這些國家和地區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來説，中國也必須走到那些地方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應當如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梢運擔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遠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