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可人

　　浙江全面進入改革發展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國內發展環境呈現以“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加快”為主要特徵的新常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壓力進一步加大；與此同時，隨著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召開，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的倒逼機制及改革內生動力進一步增強。

　　作為經濟先發地區，浙江進入新常態亦是“先人一步”。浙江GDP在2009年結束連續19年的兩位數增長後， 增速一直低於10%，已完成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換擋。但速度的換擋並不必然帶來品質的提升，浙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素質性矛盾將在這段時期集中凸顯，站在新歷史階段的浙江或面臨三大風險：一是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牽引力弱化。在高速增長時期“一俊遮百醜”的粗放低效發展問題，隨著經濟增速回落正在加速顯現。浙江經濟迫切需要加快轉型升級。二是社會發展相對滯後，社會支撐力不足。浙江經濟增長長期以來以投資而非消費拉動為主，以要素推動而非創新驅動為主。全社會人力資本積累滯後，影響浙江創新能力提升。浙江萬人專業技術人員數居全國第16位，人才資源儲備與整體經濟實力不相稱。三是政府越位、缺位、錯位問題仍一定程度存在，影響了市場活力的充分發揮。

　　新常態下，浙江經濟要實現“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必須找準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攻堅克難，銳意改革，再創浙江體制機制新優勢。積極應對“三力”弱化風險，著力經濟社會政府聯動改革，努力形成三力並舉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增強經濟牽引力，改革導向從促進經濟增長為主向注重結構調整轉變。圍繞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要求，重點處理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係。抓住四大國家戰略實施和浙商回歸機遇，加快建立有利於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積極推進有利於民營企業轉型升級的體制改革，不斷創新有利於創新驅動的體制改革，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奠定良好基礎。

　　增強社會支撐力，改革目標從維護社會穩定向公平正義普惠均衡以及人的全面發展轉變。圍繞提升社會服務、社會保障、社會治理和社會結構，加快推進社會領域相關改革。抓住戶籍制度改革契機，積極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探索面向全體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創新新型城市化建設機制，加快推進有利於人才流動的體制改革，逐步實現人的城市化。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逐步開啟消費主導型經濟增長，形成社會發展重於經濟增長的格局。

　　增強政府服務力，改革切入點從過去各領域單兵突進、局部構建為主，向發揮簡政放權“先手棋”作用，縱向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橫向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改革的全局推進轉變。圍繞簡政放權全面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抓住新一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契機，以建立“四張清單一張網”為突破口，明晰政府權力邊界，公平市場準入，透明財政預算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切實轉變政府治理方式，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進一步解放和激發社會活力。

　　浙江以改革起家，浙江發展也必須以改革為動力。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高舉改革大旗，加快體制機制建設，擴大優勢，克服劣勢，推進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在新常態中更上層樓。

　　（作者單位：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