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64期日前召開。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發表了題為“中國的發展潛力、增長要素與風險管理”的主題演講。樊綱表示，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確實有所下降，但是變化並不會太大，預計十三五期間仍會在7%以上，位於7%到7.5%的區間以內。在促進增長的四大要素中，勞動、制度的貢獻率可能略有下降，但是資本和知識的貢獻率肯定會有所增長。當然，實際增長情況還要看能否將潛在增長率充分發揮出來，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調整。

　　十三五潛在增長率應在7%以上

　　好的正常增長，是指充分利用了潛力而且沒有通貨緊縮的增長率。2016年到202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大約是7%到7.5%。中國對美國的追趕指數只有13%，差距巨大，潛力也巨大。

　　樊綱從十二五規劃評估和十三五規劃制定談起。

　　他説，現在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好像偏低，只有7%多一點，一個通常説法是中國經濟告別了兩位數的高增長時代，進入一個比較低的增長時代。對這個説法，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不同意那句話：中國經濟告別了兩位數的高增長時代。

　　樊綱認為，這句話有兩個問題。第一個，中國過去30多年，絕大多數時候不是兩位數增長。看看統計數據，過去10年中國有兩次兩位數增長，一次2004年到2007年，一次2009年到2010年。第二個，過去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超過9%一定通貨膨脹，超過10%，一定既通貨膨脹又資産價格膨脹。兩位數增長從來就是過熱增長，從來是中國政府要防的。

　　什麼是好的正常增長呢？經濟學有個術語叫潛在增長率，是指充分利用了潛力而且沒有通貨緊縮的增長率。如果實際的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速度基本吻合，就沒有産能過度利用和通貨膨脹。分析潛在增長率有兩個基本的方法，一個是要素分解法，另一個比較直觀的方法是濾波法。總説中國過去30多年是高增長，但是如果把價格因素引起的通貨膨脹去掉，也就是7%到9%之間，潛在增長率從來不是10%以上。

　　所以現在中國經濟其實是回歸正常，並不是到了低增長階段。

　　研究未來的增長潛力，也是研究未來要將增長目標穩定在什麼地方。這就先看看中國未來潛在的增長率是什麼。這裡就要用到要素分析法。基本的結論是，2016年到202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至少在7%以上，很難有個具體的數，只能大概有一個區間，7%到7.5%。

　　現在國內一個重要觀點是中國勞動力短缺，因此到了十三五期間潛在增長率可能到6.4%。但是樊綱表示，他們仔細研究了得出這一結論的模型，認為這些模型都犯了一個重要的錯誤，就是沒有計算人力資本，沒有考慮到學校教育的正面影響。

　　樊綱認為，現在研究增長的模型通常已經不僅僅用勞動力作為一個變數，而是用人力資本作為一個變數。人力資本是根據勞動力受教育的年限進行折算出來的，是經過技術加工之後的勞動力，相當於資本的概念，裏麵包含著技術的含量。現在所謂的內生增長理論，其實就是因為包含知識的因素在裏邊。所以最近這幾十年，計算增長模型必須用人力資本的概念替代勞動力的概念。

　　還有一個用來分析中國經濟目前狀態和今後增長潛力的因素，就是看它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發展經濟學一個基本的原理就是差距産生動力，發展的過程最終就是趨同的過程，每人平均收入水準趨同，經濟發展水準趨同。用另一句話説就是趕超。中國現在在世界上的水準還是相當低的，每人平均GDP去年年底是6700美元，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説起來已經接近高中等收入國家，其實比起發達國家差距還十分大。世界最高的是挪威，10萬美元，瑞士也有8萬美元。美國、日本的每人平均GDP也都在5萬左右。

　　按去年年底算，中國對美國的追趕指數只有13%，也就是説把美國作為標桿算，中國的每人平均GDP只有美國每人平均GDP的13%。差距巨大，因此潛力也還是巨大。同一個指數，南韓1979年達到13%，之後又高速增長了20年，可見增長的潛力還是比較大的。30%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戰後60年，很少有發展中國家追趕指數超過30%。按PPP算，有些國家每人平均GDP早年比美國高，但是由於一次一次危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近這些年很多國家沒有超過30%，巴西説是很高，但也只有20%左右，墨西哥、智利還更高一點。東南亞國家也沒有超過30%，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現在還低於10%。四小虎都沒有過30%，過30%的只有四小龍。新加坡幾乎和美國持平了，香港和西歐持平，在70%左右，南韓和台灣這些年持續不斷增長，現在在60%以上。

　　首先一個坎是超越30%，第二個坎是進入60%、70%的團隊，但是受到的壓力很不一樣。越過30%這個坎是世界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比較難的，20%的時候可能是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時候，也就是容易出事的時候。真正過了30%，進入高收入階段，很多問題就會不一樣。中國現在正處在這個坎上，不僅僅是十三五期間，可能再多一些時間才能邁過去。

　　知識與資本是未來增長的主要要素

　　增長要素四大方面，勞動力和制度改革的貢獻也許比過去小，但仍然有貢獻。知識進步和資本這兩項可能貢獻比過去大。綜合加在一塊比過去可能低了一點，但是7%左右的潛在增長率是有的。

　　樊綱表示，中國經濟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既是潛力，又是挑戰。橫向歷史比較，西方起飛的時間大概是1780年前後，瓦特蒸汽機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中國則大概是在1980年，起飛相差200年。西方隨後又經過70年，發生了第二次法國大革命，爭取權利、民主，反特權，要求建立社保制度。中國發生這類事情大概是在起飛後30年，2010年這些問題開始暴露了，中國有西方的經驗教訓，搞了社保制度，政府也很重視，於是社會問題還能應對，不至於發生革命。這是大的歷史畫面。

　　談到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樊綱表示，按照現在的發展經濟學歸納，增長一般有四個大的要素：勞動、資本、知識、制度。其中，知識、制度是軟性的，不是硬體；資本很大程度上也屬於軟體，比如金融資本也是資本組成的一部分，但是它需要一部分虛擬資本和實體資本相配合，這樣才能夠有資本市場，資本市場才能起到作用。經濟越往前發展，增長的要素越不是硬體本身，而是軟體。比如説制度，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是制度創造價值，因為制度改善效益。最直觀的例子是農村承包改革，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技術還是那個技術，但是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三年時間就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然後是知識。人類財富增長的根源就是技術進步。因為技術的發展，原來的廢石頭現在變成了鐵礦，從裏面能煉出鐵來作為生産原材料，這就是知識和技術創造的價值。

　　相當早的時候，增長模型就把生産力的提高、技術進步帶來的增長當作一種增長的要素。後來又加進了制度，現在研究勞動和資本之外就是研究知識和制度。勞動力變成人力資本，資源變成資本，裏面都包含著知識的要素。

　　當年有一個著名的悖論，那時候大家分析説美國有那麼多資本，輸出的産品一定是資本密集型的。結果，研究來研究去，發現美國出口的産品當中，勞動力工資成本佔大頭，是勞動密集型的。後來通過仔細研究包括理論的進步，發現原來美國的出口不是勞動密集型，是知識密集型，是人力資本密集型的。它出口的都是由大學畢業生生産出的東西，是人力資本生産出的東西，這就和附著在人身上的知識對應了起來。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今後確實還存在增長潛力。

　　第一，現在都説勞動力供給減少了，人口紅利沒了。樊綱表示，勞動力是一個被很多人用錯的概念。中國勞動力總量再有5到6年就可能停止增長，中國的老齡化也逐步在提高，但是也有兩個因素會抵消勞動力總量增長放緩的趨勢。

　　首先，中國還有30%甚至更多的勞動力是農業勞動力。他們的轉移還遠遠沒有完成。中國現在勞動力短缺，工資迅速上漲，不是因為勞動力轉移完了，是因為制度上有缺陷阻礙了勞動力的轉移。如果下一階段中國能夠真正重視農民工進城的問題，所謂的勞動力短缺就會得到緩解，而且能夠基本保證我們未來10年、20年的勞動力基本供給。其次，中國這些年教育水準有了長足的進步，教育條件有改善，尤其是硬體，改善得挺快。

　　第二，再講資本。中國現在有點資本過剩，中國的儲蓄比起可以用的投資來顯得太多了，整個GDP的50%都被儲蓄了起來。這個儲蓄主要不是家庭儲蓄，而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儲蓄起來就得投資，不投資就會變成外匯儲備投到外國去。所以現在中國鼓勵企業走出去，允許個人、企業利用更多的外匯到國外投資。

　　關鍵的問題還是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中國過去三十年沒什麼創新，這個很正常，西方發展200年了，中國剛開始，最初20到30年就是學習、引進、消化、吸收、模倣。中國沒有經過一定實際積累不可能有創新的能力。但是現在經過20到30年，中國的企業越來越多走進前沿或者接近前沿了，一個行業一個行業開始逐步具備創新能力。

　　這裡特別要説的一點是，創新是一個很廣義的概念，既包含科技創新，又包含其他方方面面的創新，特別是商業模式的創新，管理方法的創新，産品品牌的創新或者是銷售渠道的創新。

　　然後是制度改革。總的來説，也許制度紅利不像過去那麼大，但是潛力仍然巨大。

　　綜合四大方面，勞動力和制度改革的貢獻也許比過去小，但仍然有貢獻。知識進步和資本這兩項可能貢獻比過去大。綜合加在一塊比過去可能低了一點，但是7%左右也是符合這種要素分析的。

　　只有做對事情才能發揮潛在增長率

　　儘管中國有潛力，但是要想讓潛力發揮出來，實現潛在增長率，保持穩定增長，那還要做各種正確的事情。

　　樊綱説，還要強調的是，儘管中國有潛力，但是要想讓潛力發揮出來，實現潛在增長率，保持穩定增長，那還要做各種正確的事情。比如説，社會要穩定不能出大亂子，就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緩解居民收入差距，反腐敗；還要努力發展教育，搞城市化，調整結構，減少污染，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別過熱，別出大的危機。不要像拉美那樣，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再加上政治動亂，一次一次打斷增長。

　　最後一部分，他講到了十三五期間面臨的各種挑戰和風險。

　　第一是經濟結構、産業結構要轉型。不是説轉産，而是提升它的結構，提升它的生産力。政府有選擇地支援鼓勵某些産業發展的政策叫産業政策。樊綱表示，十二五一個重大的教訓就是，政府對所選擇的産業實施的鼓勵其發展的政策有非常大的負面效果，結果導致光伏、LED産能嚴重過剩。十二五産業政策方向當然對，但是中央政府在五年規劃中提出來，上下都當作重點，全國28個省將這兩個作為戰略新型産業，各級政府給補貼，資本市場也湊熱鬧，然後就出現一窩蜂。政府鼓勵發展不能用這種方式，要更多讓市場選擇，因此我們提出一個普惠式的産業政策。

　　普惠式的産業政策就是鼓勵各行各業應用新技術，對所有中小企業進行減稅或者是某種激勵政策，不要有選擇地鼓勵某些産業，而是讓各行各業提高競爭力。這樣，各行各業勞動成本提高了，競爭激烈了，但是用不著轉産放棄原來的産業，而是要努力提高生産力進行技術升級，其他的讓市場去選。

　　第二，如何進行創新驅動和科技發展。十二五的又一個重大的教訓，是科技發展政策不成功。巨大的投入沒有産出多少真正的新技術，這是科技界、教育界公認的。而且大量的投入，加上大量的補貼，扭曲了人們的動機，反倒使創新動力不足。很多大學教授忙著填表申請經費，沒工夫做科研；企業為了爭當科技創新企業，弄了一些垃圾專利，就是為了申請政府補貼。政府的資源應該集中在基礎科研領域，而鼓勵市場創新的資源可以通過風險投資的方式。風險投資不是政府一家單獨搞，而是政府選擇風險投資項目。這樣政府就可以不再去花冤枉錢，也不再擔心補貼扭曲市場。

　　然後是城市化，農民進城的問題。在這方面，樊綱認為，眼光不要老盯著戶籍制度，應該逐步淡化戶籍制度，強化每人平均公共服務供給的概念。農民進城可以沒有戶口，但是可以漸進地與原來有戶口的人獲得平等的公共服務供給。這樣從長遠來講，沒戶口的人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務越來越多，逐步會趨於平等，原來的戶籍制度也就可以逐步淡出。

　　還有，在十三五期間，新型城市化一定要大力提上日程。要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民進城城市化的進程，增進人力資本，提高教育水準，提高競爭力，為日後進入高收入階段創造條件。

　　此外，現在中國之所以窮，是因為70%左右的人沒有受過初中或高中教育。樊綱説，現在我們提出一個想法，十三五期間能不能開始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制度。這樣使我們基礎勞動力水準能夠提高，這樣收入能夠提高，生産力可以提高，我們就真正進入高收入階段。

　　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十三五期間是關鍵時刻，從現在開始到十三五期間也是一個好的窗口。十三五期間最好發展新型可再生能源和清潔可再生能源。這需要很多政策，主要應該在需求方採取政策，鼓勵使用消費，而且通過需求方傳導到供給方的方式發展新能源産業，而不是一個勁地鼓勵生産忘記了消費。

　　化解金融風險、避免經濟波動，是宏觀經濟問題。過去10年當中，兩次過熱遺留下大量的後遺症。産能過剩、債務問題、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這些都懸在我們頭上，儘管可控，但是畢竟導致了投資增速偏低，讓大家感覺風險比較大。今後還需要一段時間處理。

　　問與答

　　問：您提到打破部門格局，請問具體有什麼建議？

　　樊綱：政府部門之間相互有利益衝突，有利益的時候就去爭利益，沒利益的時候就躲著，這是政府部門的問題，説明政府關係沒調節好。還有重合的地方，有些方面利益衝突還很大。這應該是政府體制要加強改革的問題。比如進一步確定發改委的作用、職能。這個也有一些討論，怎麼能夠加強它的協調機制而弱化它的執行功能。但現在最缺的是協調，國務院必須要有日常的協調。

　　問：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應該越快轉成消費拉動經濟越好，但是政府部門的聲音似乎總是強調投資還是非常重要的，對投資和消費關係的調整您怎麼看？

　　樊綱：人人都知道中國應該增加消費，但是增加消費不是政府政策能解決的，不是光靠政府搞補貼能解決的，涉及到一系列的問題，涉及到70%的人收入比較低這一問題。70%裏面，一半是農民工一半是農民，這兩部分人群這兩年收入增長還是比較快的，但是絕對水準仍然比較低。這些人的收入不能提高消費就不能提高。只有通過長期努力提高底層收入水準才能真正提高消費。簡單搞個新農合、新農保那也沒有多少錢，提高不了多少消費。根本問題還是要全國逐步統籌整個社保體制，這也是一個歷史進程。背後的特殊問題，説句實在話，是因為中國人太多了，實現充分就業這個歷程太長了。這是中國一個特殊問題，揭示了發展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這個不是一時半會能解決的。

　　反過來講，政府有些部門説的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儲蓄率那麼高的時候，你不投資，剩下那塊幹嘛去，不投就變成外匯儲備，就會産生外匯儲備的問題。所以我們還得投，只好多投點基礎設施，利用這個機會為未來打一個好的基礎。但這樣一來，效率自然低下，腐敗又容易産生。這是一個歷史性難題，要努力去解決。我們也不指望它一天能解決，一年調整一個百分點已經是一個成就了。

　　問：您提到要化解金融風險，避免經濟波動，您對防範債務風險的方法有什麼建議？

　　樊綱：債務風險説起就話長了。現在地方債務比較嚴重，企業生産能力過剩，導致那些債務到現在還起來也比較難，這個恐怕要經過兼併重組。企業多搞一些直接融資，出讓一些産權，實現兼併重組化解風險，這個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有一些就是壞賬。比如剛才説的那些光伏産業，一個企業200多億壞賬，就得通過各種方法來消化。

　　地方融資平臺的問題主要是機制錯配。修一高鐵、修一地鐵都是長期的項目，結果用的是銀行貸款，五年、十年這樣的短期貸款，那一定是有問題的，五年的貸款到期了可能項目還沒有建成。機制錯配問題怎麼解決呢？趕快用一些長期的融資辦法，或者PPP的投資，或者是投資股份制。西方的很多鐵路是用股份制，然後是長期的政府債券，這樣達到機制相互適應，搞長期建設不能用短期貸款進行融資。地方這些項目，多數還是好項目，但短期來講就可能是壞賬。

　　以前預演算法沒有改的時候，中央政府應該多替地方發債，現在預演算法改了，地方可以多發點債，但是前提條件是地方融資平臺借了錢，要把它納入正規，把它的機制改變。這裡面的餘地還是很大的。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每年只有1.9%，今年年初有人提了一個觀點，説搞3%又怎麼了？如果地方融資平臺借款能夠被替代一部分的話，整個政府債務和GDP的比例關係就可以下降，市場開工上就會認識到這件事是收斂的而不是發散的，它就有希望解決。這樣就可以逐步把問題清理，為今後的發展打下一個比較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