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的一年，如何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進而在新常態環境下把握工作主動、創造新的業績，已是各方關注的焦點。要認清新常態，一個前提是要對目前經濟運作中存在的問題做到胸中有數。為此，李佐軍博士列出了十二條需要直面的難題，介紹於此，供讀者參考。

　　——亞夫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然而，要引領經濟新常態，必須直面十二大難題：其一，趕超發展成症；其二，經濟效益偏低；其三，投資依賴過度；其四，擴大消費障礙多；其五，創新驅動不力；其六，貧富差距較大；其七，經濟風險累積；其八，資源環境形勢嚴峻；其九，産業轉型升級艱難；其十，城鎮化仍然滯後；其十一，“設區熱”愈演愈烈；其十二，“政策依賴症”難以擺脫。□李佐軍

　　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經濟新常態是我們期望出現的經濟較理想的狀態，需要引領，需要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以走向好的新常態。

　　問題之一：趕超發展成症

　　“趕超發展症”是超越發展階段和潛在經濟增長率，追求過快過高增長，而形成的經濟增長病症。其主要特徵：經濟增長速度過快；經濟運作效率偏低；通貨膨脹較嚴重，資産價格較高，經濟泡沫較多；資源能源消耗較多，環境破壞較重；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依賴投資和出口，創新動力不足；産業結構偏重（重化工業），産能過剩嚴重，區域結構失衡；貧富差距較大；“政府企業化”，考核GDP導向，依賴刺激政策，偏好經營土地和城市等。

　　中國有“趕超發展症”的部分症狀。如經濟增長速度過快，1979-2012年GDP年均增長9.8％，遠高於世界同期年均增速2.8％。2002-2011年GDP年均增長更是高達10.7%，遠超世界同期3.9%左右的水準。我們不僅要看到高速增長的成績，也要看到其背後的代價和問題。

　　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2002-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佔GDP比重從41％提高到72%，因出口而增加的外匯儲備從2864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16億美元，增長了11.6倍。流動性釋放過多，資産價格偏高，2002-2012年，新增貸款從2.7萬億元增加到8.2萬億元，M2存量從18.3萬億元增加到97.4萬億元，房地産等資産價格快速持續上漲，超出了大多數城鄉居民的承受力。

　　資源消耗較多，環境破壞較重，2002年中國煤炭消費量和産量分別是108413萬噸標準煤和110732萬噸標準煤，2011年分別達到239286萬噸標準煤和246931萬噸標準煤，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9.2%和9.3%，近年來環境污染問題凸顯，開始出現大範圍持續霧霾現象。同時，部分行業産能過剩嚴重、社會貧富差距較大、地方政府負債較多等“趕超發展症”也很明顯。

　　問題之二：經濟效益偏低

　　經濟低效運作既表現在國民經濟整體運作效益偏低，也表現在某種要素的生産率水準偏低。中國經濟低效運作的主要表現有。

　　能耗過多。國家發改委原主任張平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報告時提到，2010年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準的2.2倍。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在2013能源峰會上提到，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36.2億噸標煤，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準的2.5倍。我國每消耗1噸標煤的能源僅能創造14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準是25000元GDP。

　　水耗較多。中國水資源每人平均佔有量僅為世界每人平均的1/4，北方地區不到世界每人平均的1/8，但我國用水效率不高，浪費較嚴重。2003年萬元GDP用水量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準的4倍；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為0.4—0.5，而發達國家為0.7—0.8；水的重復利用率為50％，而發達國家已達85％。2010年，我國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達120立方米（以2000年不變價計），是發達國家的2-3倍。

　　地耗過多。國土資源部發佈的《2013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2013年國有建設用地供應量為73.05萬公頃，連續5年保持增長。國家土地督察系統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發現，全國43個城市中共有918個項目存在土地閒置問題，涉及面積共計8.84萬畝。

　　投資效率低。據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國的資本産出比為3.92，美國1965-2010年的資本産出比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資本産出比為14.69。

　　問題之三：投資依賴過度

　　“投資依賴症”是指經濟對投資需求、政府投資和非理性投資的過度依賴。中國已出現了較明顯的“投資依賴症”，具體表現在：

　　首先，對投資需求過多，投資率持續超過警戒線。從投資率（固定資産投資/GDP）來看，發達國家的投資率一般在20%左右，新興經濟體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投資率在40%左右。若投資率長期維持在50%（警戒線）以上，則意味著經濟增長對投資過度依賴。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投資率基本正常，但進入新世紀後投資率不斷攀升，2010、2011、2012、2013年分別達到69.5%、66%、72%、78.5%。近5年來維持在65%以上，大大超過了警戒線。

　　其次，政府投資的比重偏高。據金三林研究，2005年中國投資率比1992年提高了6.1個百分點，其中政府投資貢獻了2.9個百分點，貢獻率為47.3%；居民投資貢獻了2.5個百分點，貢獻率為41.3%；企業投資貢獻了0.7個百分點，貢獻率為11.4%。因此，政府投資增長、居民房地産投資增長成為中國投資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再次，非理性投資較多。非理性投資是指“預算軟約束”、缺乏投資責任約束的投資和追求投機效果的投資，沒有準確的指標來衡量。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反映在負債上），特別是房地産投資大致符合此標準，故以此大致代替説明。據審計，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債務達到17.9萬億，截至2012 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達到37.23%。2013年，全國固定資産投資（不含農戶）436528億元，房地産開發投資86013億元，房地産開發投資大致佔固定資産投資的20%。

　　問題之四：擴大消費障礙多

　　近年來，消費增長低於投資增長，消費總體較為疲軟，其影響因素有：

　　一是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難。收入分配不公是影響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已喊了多年，但至今未取得預期的進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礙較大，改革的決心和力度不夠。國民收入包括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三大部分，前兩者與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三者之間博弈居民是能力最弱的，因而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慢。2013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3.03倍，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二是降低稅費負擔不易。稅費是對居民收入的一種扣減，對消費影響既大又直接。稅費改革可以説一直伴隨著改革開放整個進程，但由於中國政府主導經濟的體制沒變，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隊伍、大規模的政府投資需要巨大的稅費來支撐，因此稅費負擔至今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2013年數據顯示，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佔當年GDP的22.7%，每人平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

　　三是通脹影響消費。通貨膨脹是對居民收入的一種扣除，對消費影響巨大。當貨幣日益縮水，居民消費則日益謹慎。由於CPI只主要反映了居民日常消費品的價格變化，隨著人們支出結構日益向住房、汽車、教育等大額消費品傾斜，必須更多地用貨幣發行量（如M2）、資産價格（特別是房價）來反映真實的通脹水準。M2餘額從2000年末的13.5萬億快速升到2013年末的110.65萬億元，M2佔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136%提高到2013年的195%，而美國不到70%。2005年以來，部分一線城市的房價漲了10倍左右。

　　四是提高全民福利保障水準非短期能解決。各種福利保障對居民消費形成強大的支撐，福利保障越好，居民就無後顧之憂，就越敢消費。福利保障水準取決於福利保障制度的安排。福利保障制度的實質是政府與居民之間、不同居民之間的利益分配。由於中國政府較強勢，在財政支出安排上，福利保障支出比重長期偏低。目前與中國同等收入水準的國家用於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三方面支出佔政府總支出的比重約為50%左右。而中國“十一五”期間社會保障支出佔政府財政支出比重僅10%左右，加上教育也沒有超過20%。

　　問題之五：創新驅動不力

　　中國的創新驅動仍然問題很多，遠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首先，知識資本投入仍然不足。僅以R&D投入來衡量科技創新投入是不全面的，因為R&D投入僅佔知識資本投資的10%-25%。近幾年中國高新技術産業總産值佔GDP的比重一直在18%-20%之間徘徊，而高新技術産業研發費用增速則一直在20%附近的歷史低位上下波動。

　　其次，企業的創新活動還不普遍。2011年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具有研發活動的企業不到30%，平均R&D強度僅為0.93%；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具有研發活動的企業僅佔12%，平均R&D強度只有0.71%。因此，大部分企業仍處於技術跟蹤和模仿製造，以及低端加工製造和低價競爭階段。

　　再次，高新技術産品進口比重下降。2007～2010年，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産品進口比重上升4.7個百分點，而技術密集型製造業産品進口比重下降了3.6個百分點，特別是通信設備電腦及其他電子設備、儀器儀錶及文化辦公用機械製造等技術密集型製造業進口比重下降尤為顯著。同時，2004～2009年，我國高技術製造業的平均産值增加值率不到美國的50%、德國的60%，約為日本的63%和南韓的86%；而低技術製造業的平均産值增加值率大約是美國的84%、德國的97%、日本的76%和南韓的127%。

　　最後，人力資本增加開始遇到瓶頸。隨著總人口增長減緩和老齡化程度提高，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頂峰開始出現絕對值減少，人口紅利對於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正在迅速減弱。據預測，2025年以後人力資本將開始減少。

　　問題之六：貧富差距較大

　　一方面，中國的基尼系數偏高。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點0.491，此後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為0.481，2013年為0.473。雖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於0.4的警戒線。

　　另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一直較大。從1978年的2.57倍，一度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此後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此後4年小幅下降，再自1999年的2.65倍一直震蕩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點3.33倍，隨後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據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顯示，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每人平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美、英等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一般在1.5左右，只有中國等三個國家超過了2倍。

　　問題之七：經濟風險累積

　　中國經濟已積累了一定的風險，表現如下。

　　一是政府和企業債務負擔過重。據審計，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各級政府債務達30.3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7.9萬億元，2014 年、2015年到期需償還債務佔總債務的21.89%、17.06%。地方政府性債務對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度達37.23%。

　　二是貨幣信貸過度擴張，不良貸款率上升。2014年9月末，中國M2餘額達120.21萬億元，M2/GDP從1997年3月末的109%上升到2014年3月末的超過200%，6月末更升至205%。2008年至2013年，銀行各項貸款餘額年均增長19%，遠超同期GDP增速，銀行業資産佔GDP比重持續攀升至260%。銀行信貸過於偏向高風險資産，房地産貸款及房地産抵押貸款佔銀行業各項貸款比重近35%。

　　三是影子銀行過快增長，風險加大。全球金融穩定理事會(FSB)近期發佈的《2014全球影子銀行監測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影子銀行資産規模同比增長超37%，居全球第二，總額接近3萬億美元，居全球第三。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測算，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可能達27萬億元人民幣(約合4.39萬億美元)。中國信託資産規模從2008年的1.24萬億元快速膨脹到2014年第二季度末的12.48萬億元，穩居金融業“老二”。多數影子銀行將短期資金（其中銀行理財産品60％為6個月以下）配置到房地産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長期項目或資産上，增加了期限錯配風險。

　　四是高房價等資産價格泡沫較多。2004年8月31號實行招拍挂制度以來，中國房價踏上了持續上漲之路。2003年全國商品房均價每平方米2456元，2013年漲到了每平方米6237元，漲了近3倍。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更為顯著，如北京2003年新建商品住宅均價為每平方米4747元，2013年達到每平方米23616元，二手住宅成交均價達到每平方米29122元，漲了近5倍和5倍以上，中心城區的樓盤有很多漲了10倍以上。

　　五是多行業産能過剩嚴重。2012年底，中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産能利用率分別僅為72%、73.7%、71.9%、73.1%和75%，明顯低於國際通常水準。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組織實施的“2013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顯示，中國企業設備利用率總體上為72%，其中製造業僅為70.8%，超過70%的企業家認為本行業存在産能過剩問題。

　　問題之八：資源環境形勢嚴峻

　　中國資源環境形勢的嚴峻性已毋庸諱言。

　　一則資源能源消耗過快。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2013年能源消費總量達37.5億噸標準煤，其中煤炭消費量佔一次能源消費的66%。2012年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準的2.5倍，美國的3.3倍，單位資源産出率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2013年，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58%，鐵礦石對外依存度接近70%。

　　二則環境污染形勢嚴峻。研究表明，1950～1980年中國的霧霾日較少，2000年以後急劇增長。2013年全國平均霧霾日為35.9天，按新標準74個監測城市中空氣品質達標率僅4.1%。近幾年華北地區部分城市霧霾日達到全年的三分之一以上天數。全國十大流域的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在704個水質監測斷面中，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佔8.9%。2013年，全國土壤中度、重度污染分別佔1.5%、1.1%，全國耕地10%以上受到重金屬污染。

　　三則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尚未遏制。據國家林業局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全國森林覆蓋率為21.63%，仍低於世界平均水準。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2009-2013年）結果顯示，全國濕地面積比第一次調查結果減少了8.82%。2012年全國自然保護區面積佔轄區面積比重較2006年下降了14.9%。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水土流失面積仍達295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30.7%。2013年全國共發生各類地質災害15403起，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01.5億元。

　　問題之九：産業轉型升級艱難

　　多年來，推進産業轉型升級的效果不太理想，主要表現在：

　　第一，第三産業或服務業發展仍然滯後。雖然2013年中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到46.1%，首次超過第二産業佔比43.9%，但仍然低於2012年全球服務業增加值70%的佔比，也低於與中國發展水準相近的中等收入國家54%的佔比，更低於高收入國家74%的佔比。同時，中國國內生産總值約相當於全球的11.3%，製造業在全球的份額已達到24.2%，而服務業增加值僅相當於全球的7.3%。2012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僅相當於美國的29%，而製造業增加值相當於美國的125%。

　　第二，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行業”比重偏高。第二産業主要由工業組成，工業中重化工業比重達到70%左右，而重化工業單位産值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是服務業的9倍左右，大多數重化工業（如煤炭、石化、鋼鐵、水泥等）屬於典型的“三高行業”。

　　第三，高附加值的知識或技術密集型産業比重較低，低附加值的勞動或資源密集産業比重較高。2013年，福建省高新技術産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産總值的比重僅為14.2%，湖北省到2015年按“十二五”規劃高新技術産業增加值佔生産總值的比重才達到15%，即便是高科技産業發達的深圳市到2015年按規劃高新技術産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産總值的比重也就35%。

　　第四，品牌産業比重低。如目前幾乎所有汽車跨國集團公司都在中國找到了一個或多個合資合作夥伴，帶來了70余個品牌，建立了自己的生産銷售基地，佔據了70%以上的市場。中國汽車企業迄今還缺乏屬於自己的知名品牌，到2010年4月全國近500個馳名商標中，汽車品牌的馳名商標僅佔4％。

　　問題之十：城鎮化仍然滯後

　　雖然2013年城鎮化率達到了53.73%，但總體來説城鎮化仍然滯後。

　　一是中國城鎮化仍然滯後於自身的工業化進程，如201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為51.3%，工業化率為46.8%，二者的比值為1.09，而同年全球的城市化率為50.9%，工業化率不過26.1%，二者的比值為1.95；同年美國的比值為4.1，法國為4.11，英國為4.09，德國為2.64；“金磚五國”中的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分別為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國的比值高。這説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較快，但城鎮化沒有取得同步的進展。

　　二是存在“半城鎮化”或“偽城鎮化”。53.73%的城鎮化率存在一定的水分，其中部分只能算“半城鎮化”或“偽城鎮化”。若考慮到“身體已進城，權益沒進城”的“農民工”現象，中國戶籍城鎮化率實際僅有36%左右。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也提出，到2020年中國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分別達到60%、45%左右，也反映出兩種城鎮化率之間存在15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

　　問題之十一：“設區熱”愈演愈烈

　　近年來出現了一個令人憂慮的現象——各地都在爭取成為試驗區、示範區、城市新區和規劃區等，與當初的“開發區熱”很類似，且呈愈演愈烈之勢。這種“設區熱”有許多副作用和後遺症。

　　其一，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不利於各地區公平競爭。好的區域發展戰略和政策應是形成全國統一市場，讓各地區公平競爭。對各個地區來説，只有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中，才能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但上述做法卻是在製造一個個擁有特權和優惠政策的區域，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那些沒有得到帽子的區域感覺不公平，那些得到帽子的區域將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利用特權和優惠政策上，而沒有放在如何真正形成健康可持續的競爭力上，從長遠看也可能失大於得。

　　其二，扭曲了資源的配置，不利於提升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經濟學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資源的最優配置依賴於完全競爭的市場（帕累托最優的假設前提是完全競爭）。完全競爭的市場現實中不存在，但統一、公平的市場是可以形成的。對區域發展來説，只有在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中，才能形成資源的合理配置。但如果各地穿插著很多擁有特權和優惠政策的區域，則資源配置會被扭曲，優質資源會過多、過於集中地流向特權區域。這種資源的流向雖然有利於這些特權區域，但會降低整個國民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

　　其三，浪費了土地等資源，催生了經濟泡沫。這些試驗區、示範區、城市新區和規劃區等一旦批下來後，往往會大肆圈地，有的動輒圈地數十平方公里。圈下來的土地有的低密度、低效率地開發了，有的甚至圈而不用、一直撂荒，造成了巨大的土地等資源的浪費。同時，這些地區往往成為一些地方政府大肆造城、拉動投資、增加GDP、塑造形象工程的平臺，並依此大規模融資，增加地方債務，倒逼央行印鈔和釋放流動性，催生經濟泡沫。

　　其四，造成了勞動力“候鳥”式的流動，不利於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在這些區域，一方面要大規模超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要大規模招商引資，聚集各類企業，吸引包括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內的各類勞動力前來就業，由於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和福利保障制度的不統一，多數勞動力往往不能在這些區域紮根，只能在城鄉之間、不同城市之間像“候鳥”一樣頻繁流動，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只有當人口和勞動力在公平競爭的區域自由選擇、自由流動時，才能形成健康的城鎮化。

　　其五，增加了政府機構和人員，提高了政府運作成本。每設一個試驗區或示範區或城市新區或規劃區等，都會在原有的政府機構外，新設一組諸如黨工委、管委會之類的新機構，而且級別往往較所在地區更高，由此增加了很多新的管理崗位，安排了許多新的幹部。儘管這些區域較舊區可能機構更精簡、人員更精幹，但從一個區域總體來看，仍然是新增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

　　其六，製造了“尋租”機會。正因為這些地區與周邊其他地區相比擁有一些特權和優惠政策等，因此形成了稅收、土地、信貸、準入條件等方面的“價差”，形成了“尋租”空間和機會，為一些腐敗分子提供了便利和條件。

　　問題之十二：“政策依賴症”難以擺脫

　　“政策依賴症”是指國民經濟及各個主體對政策形成了難以割捨的持續依賴，一旦離開了政策，就難以正常自我運作， 進而導致經濟增速過快下滑、經濟效益下降、資金鏈緊張等種种經濟病症。

　　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開始出現了明顯的“政策依賴症”，特別是2008年以來，為了應對國際經濟危機，政府和社會都表現出對宏觀政策的持續依賴，最突出的表現是：政策間隔期越來越短，自2009年上半年的保增長到2012年二季度的穩增長間隔了三年，自2012年二季度的穩增長到2013年三季度的穩增長間隔了一年多一點，自2013年三季度的穩增長到2014年二季度以來的穩增長只間隔了半年左右，而且2014年二季度以來的穩增長似有難以退出的跡象，以至於不能再有間斷，否則經濟下行壓力快速顯現。

　　對國家經濟體來説，一旦形成“政策依賴症”，就會産生以下後果:一是市場功能退化，因為政策對市場産生了替代作用；二是法治功能下降，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會對社會契約（貨幣本身就是一種契約）造成損害，傾斜的財稅和土地政策等會對公平的法治秩序帶來衝擊；三是社會創新動力減弱，如果可以通過寬鬆政策輕易實現經濟增長，就會削弱對創新動力培育的追求；四是政策制定部門會對政策作用産生幻覺，以為政策無所不能，且會不斷用新的政策去解決舊的政策形成的問題，以致形成惡性迴圈，直至通過危機進行強制調整；五是一旦政策開始退出或政策效用遞減，經濟就可能出現較大的波動。

　　對企業等經濟主體來説，一旦形成“政策依賴症”，也會産生以下後果:一是投機心態加重，市場需求和自身經營出了問題後就寄希望於政策救助，或者爭政策，或者等政策；二是自我創新能力弱化，當通過爭取政策可以較容易地增加利潤時，就不再努力去追求創新，去追求市場競爭力的提升；三是一旦政策退出或政策效用減弱，就可能導致資金鏈緊張、企業效益下降甚至破産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