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12月29日電（孫博洋）29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人民日報撰文表示，新常態下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

　　李偉表示，我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符合後發國家追趕進程中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結構變化等方面的一般規律。但是，作為轉軌經濟體，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鮮明特色。比如，轉軌經濟的改革紅利助推後發優勢釋放；競爭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趕進程，但也帶來潛在風險；發展不平衡蘊藏追趕空間，多種增長模式同時共存；超大規模經濟帶來特有的機遇和挑戰等。這些特點的存在，使得我國擠壓式增長的速度可高於歷史上其他後發國家，也導致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面臨的問題更加複雜。

　　財政金融風險逐步顯露

　　高速增長階段，由於潛在需求旺盛、資産價格持續上漲，粗放增長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風險容易被掩蓋和吸收。進入新常態後，伴隨著增速下行和結構調整，原有的風險化解機制難以繼續生效，市場主體行為很難及時做出調整，原來被掩蓋的矛盾和風險就會顯露出來。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製造業企業可能因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現全行業虧損，長期積累的房地産泡沫可能因為需求收縮而破滅，地方的土地財政模式可能難以為繼，等等。這些問題最終都會在財政金融部門暴露。調控得好，可以把風險控制在局部較小的範圍內，逐步化解。而一旦調控失當，局部風險就有可能演化為系統性風險，從而對整體經濟的穩定造成衝擊。

　　新舊增長動力的接續出現斷檔

　　最近幾年，伴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增速下行，關於我國經濟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很多。應當看到，與拉美、東南亞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增速轉換時期的工業化水準較高、財政金融風險總體可控、出口産品豐富、國內市場規模巨大，出現追趕進程中斷的可能性極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長新動力，增長潛力不能得到充分釋放，實際經濟表現遠低於潛在增長率水準，也可能出現類似日本上世紀80、90年代“增長性衰退”的狀態。新常態下，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關鍵靠創新，而適宜的創新環境要靠政府來營造。更為重要的是，從全球資源環境狀況來講，我國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範式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而必須通過創新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從客觀條件來講，我國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教育基礎紮實，具有巨大創新驅動發展潛力。但長期以來，由於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經費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制約創新驅動發展。這些問題不解決，新的增長動力就難以形成。

　　宏觀經濟平衡的難度加大

　　隨著增長速度、動力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宏觀經濟運作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特點，調控目標間平衡的難度加大，如果處理不好，將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一是平衡物價和增長的難度加大。高速增長階段，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強。但是，加工貿易可以轉移一部分需求帶來的價格上漲壓力，出口高增長對普通居民更加關注的CPI（消費價格指數）的影響較弱。投資對短期物價上漲帶來壓力，但在中長期可以形成生産能力，有利於平抑物價。在過去的10年間，總體看我國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更多依靠消費拉動。消費快速擴張，經濟增長才能提速，但物價上漲的壓力也會隨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長和GDP增長的難度加大。高速增長階段，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轉移帶動勞動效率大幅提高，勞動者收入增長速度加快。過去10年，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實際收入提高是推動城鄉居民整體收入增長的主要力量。進入新常態，結構調整效應減弱，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將放緩，不利於整體收入增長。另一方面，勞動報酬佔比提高會擠壓企業利潤和投資能力，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三是平衡就業和提高生産效率的矛盾加大。今年，我國已超越日本成為機器人採購量最大的國家。隨著“機器換人”的快速推進，製造業領域大量工人將不得不謀求新的崗位。房地産行業在過去10年間保持了超過20%的增速，隨著其增速趨勢性下降，房地産領域的大量建築工人也面臨尋找新工作崗位的壓力。與以往不同的是，未來更多崗位將出現在服務業特別是生産性服務業領域。這與工業內部崗位轉移不同，勞動力崗位轉換的難度加大。

　　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增加

　　國際經驗表明，當經濟發展達到中等收入水準之後，不僅經濟問題會更加複雜，政治、社會問題也會更加突出。這是因為，發展初期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解決溫飽問題，增長成為解決矛盾的主要途徑。而當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人們就會對公平、正義提出更高要求，相應的政治訴求也會不斷增加。過去長期存在但並不突出的收入差距問題、腐敗問題、環境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社會信用缺失問題等，都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動蕩的誘因。一旦社會穩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維持，追趕進程就會中斷，增長就會受到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