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新常態”常態化過程的因素至少有兩個:一是全球的“非全球化”趨勢，二是全球經濟秩序的重組。前者是對金融危機的直接反彈，後者是對金融危機的深層回應。兩者既矛盾又相連，處理得宜與否將決定“新常態”的命運。

　　⊙關家明

　　金融危機已過去六年，主要工業國的復蘇前景仍然不明。世界經濟何時能回歸“常態”?而金融危機後的“新常態”與過去的“常態” 又將有何分別? 當“新常態”常態化時，香港與內地經濟將面臨怎樣的挑戰和機遇?

　　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是一般的週期性金融風暴或經濟泡沫， 而是一個百年一遇的系統性危機。它影響的不單是幾個主要的工業國，而是全球大部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它牽動的也不單是金融業，而是包括貿易、工業、農礦、服務等各行各業。它需要的應對措施也不僅是傳統的貨幣和財政等調節經濟週期的政策，而是包括金融、財稅、人口、環境、科技、社保等在內的結構性改革。它要求的更不單是個別國家、地區的政策調整，而是全球貿易、金融和經濟合作框架的重組。由此，要世界經濟回復到危機前的“常態” 基本上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新常態”與“常態”的分別

　　那麼，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的“新常態”與過去的“常態”又將有何分別? 具體的現在還不好説，因為大部分已出臺的政策措施仍局限于週期與危機管理和個別國家、地區的層面，而結構性和全球範圍的改革還在爭辯、演進、博弈之中，真正的“新常態”可能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見端倪。如此，我們當前面對的就只能是一個漫長的向“新常態”發展的“常態化”過程。

　　左右“新常態”“常態化”過程的因素有哪些? 我看至少有兩個:一是全球的“非全球化”趨勢，二是全球經濟秩序的重組。前者是對金融危機的直接反彈，後者是對金融危機的深層回應。兩者既矛盾又相連，處理得宜與否將決定“新常態”的命運。

　　“非全球化”和全球經濟新秩序

　　“非全球化”並非新生事物，但從局部地區、個別領域發展到全球性的“非全球化” ，則可説是托金融危機之福，在近代史上除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以外也不可多得。

　　從某種意義上説，當前的“非全球化”比大蕭條來得更兇猛。二十世紀兩次大戰期間，世界貿易曾經收縮了三分之二，但按當時的世界生産總值算，全球出口掉了不到三個百分點。金融危機的第一年，全球出口一下子就掉了23%，相當於4.7個百分點。跨國資本流動也在一年之間下跌了70%。

　　幸好吸取了大蕭條的教訓，並在各國的努力下，世界貿易和跨國資本流動在2010年已止跌回升，但至今還沒有回復到危機前的水準。“非全球化”的陰霾還在全球以不同的形式遊走，這可見證于保護色彩濃重的地區貿易平臺的提出，和互為溝壑的金融管制條例的施行。按世貿組織的統計， 二十國集團過去四年的新進口管制措施所覆蓋的進口貿易每年便達7750億美元，比全球第五大進口國英國的年進口額還大。

　　金融危機的爆發和“非全球化”的興起也正好反映了全球經濟秩序重組的迫切性。兩者從不同方面顯示:戰後以西方工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和貿易管理協調架構已經落後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要遏制“非全球化”和有效管理“新常態”下的世界經濟，就需要重組全球經濟秩序，更好地調動全球主要經濟力量，建立一個更能配合經濟全球化的管理協調框架。

　　作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一波的全球經濟秩序重組和向“新常態”常態化的過程中自然擔負著舉足輕重的任務，特別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抗“非全球化”，深化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把中國經濟的全球化從工業、貿易進一步推進到服務、金融等各個領域。開放國內市場，加強對外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外資源、技術、市場，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復蘇。這方面的發展，包括人民幣國際化、鼓勵企業“走出去”、設立上海自貿區和“一帶一路”的提出。

　　二是推動全球經濟秩序的重組。加強新興國家在主要國際經濟機構的參與和話語權，積極參與透明、平等和開放的地區和多邊貿易平臺，推動國際金融、發展和貿易合作體制的改革，促進一個更公平、更多元化和更有代表性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成立。除了加強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在傳統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等的代表性和話語權外，推動成立新的國際合作組合如金磚五國和上海合作組織，搭建新的地區金融和貿易平臺如亞洲基建投資銀行和亞太自貿協議等都是重組全球經濟秩序的重要步伐。

　　香港的機遇和挑戰

　　對於香港， “新常態”常態化的過程也預示著新的挑戰和機遇。

　　首先，利用香港在世界貿易的特殊地位對抗“非全球化”。作為世界上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和全球第九大貿易體，香港在國際貿易體系中佔有獨特的地位。香港既是自由貿易的典範，也是世貿組織多邊框架的有力支援者。雖然在近年快速發展的地區貿易協議網路中處於相對落後的地位，但以香港的經濟實力、開放的體系，只要加強參與各種地區貿易和經濟合作平臺， 積極發揮香港開放經濟體系的帶頭示範作用，推動地區貿易和經濟合作，就可抗衡“非全球化”。

　　其次，利用香港過去三十多年參與促進內地改革開放的獨特地位，以及香港與內地之間積累超過十年的“更緊密經濟夥伴關係(CEPA) ”的經驗，推動內地經濟開放進程，特別是服務業開放、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對外投資等領域。以香港彈丸之地，吸收了內地百分之六十的對外直接投資，包攬了大部分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以及滬港通的開通，都反映了香港在新一輪內地經濟國際化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兩方面的發展，既包含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也佈滿複雜凶險的挑戰，能否掌握好常態化的發展將決定將來“新常態”的面目。（作者係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