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法定箭在弦上。

　　1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草案）。草案將稅收一項單列出來，明確稅種、納稅人、徵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

　　稅收法定意義何在？對人民生活和社會發展而言意味著什麼？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我們的生活會發生哪些改變？

　　“（稅收法定）意義非凡。”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表示，稅收法定這四個字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時第一次出現在中央文件裏的，當時他非常激動，“可以説是熱血沸騰”。

　　在他看來，“稅收法定保障的是公民的財産權，你要向公民徵稅，就要經過立法，這是稅法的最高原則。”

　　然而，財稅領域也是立法中的一個短板。

　　目前我國18個稅種，只有3個通過人大立法。這3個稅種是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其他15個稅種，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主要稅種，都是以條例的形式開徵的。

　　“稅收法定”可能帶來哪些變化？法律人和財稅人最關注哪些問題？

　　問題一：誰能調整稅率？

　　成品油消費稅的稅率兩次提高，引發廣泛關注。在施正文看來，稅率是稅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內容，依據稅收法定的原則，當然要依法確定。但現在是由相關部委發文確定的，並未經過法律程式。

　　“稅收稅率不同於匯率和金融中的利率那樣有時效性和時限性。”他表示，稅收政策是一個重要的公共政策，應該有較長的預期性，要在更大的範圍讓公眾知曉、參與、討論，形成共識以後，通過法定程式確定。

　　問題二：稅收政策的及時性會不會受影響？

　　北京新洲稅務師事務所合夥人王文崗提出，冗長的立法程式，可能會降低稅收調整經濟生活的及時性。

　　他舉例説，2008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佈了對個人買賣住房的契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的優惠政策，減輕了個人買房的稅收負擔。2014年年初，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及時出臺了對房産證“減名”、“更名”和“變更份額”均免契稅的政策，以應對夫妻之間房屋、土地權屬變更形式日益多樣化的問題。

　　“這些決策如果都經過立法程式，一定會影響政策的效果，影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王文崗説。

　　問題三：稅收優惠，誰來定？

　　稅收競爭已成“公開的秘密”。一些地方為了更好地招商引資，拼命爭取稅收優惠政策，形成政策洼地，給予企業30%、50%甚至80%的退稅。這吸引了一大批公司“在北上廣開店，去邊疆納稅”，還養活了一批稅收仲介機構幫公司做賬避稅。

　　這種嚴重違反市場公平原則的事情，會隨著“稅收法定”的推進而消失嗎？

　　“稅收法定後，地方政府無權違法出臺稅收優惠。”施正文説，現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資的做法是違法的。“稅收法定能夠規範地方政府，讓市場更加統一，競爭更加公平。”

　　問題四：稅收的隨意性怎麼改？

　　一位稅務人士告訴記者，稅務部門曾出臺這樣一個政策，要求麥當勞或味多美這樣的企業分別繳兩種稅：在現場吃的按營業稅來徵收；打包帶走的按銷售商品算，收增值稅。這就要求這類店舖把賬目一一分開核算，“沒有進行充分的調研，引來罵聲一片。”

　　“目前徵稅的隨意性比較大，這是關鍵問題。”另一位不願具名的稅務人士表示，有些問題是稅收法律法規本身不明確産生的，有些問題是法律法規明確，但稅收部門“不講理”，以致納稅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護。

　　在施正文看來，現在政府是徵稅人、用稅人，但什麼時候徵稅、徵多少稅，從程式上看往往有問題。因為徵稅人也是用稅人，總想多徵稅，想要更大的權利，與納稅人之間是對立對抗的關係。“怎麼能由政府來制定規則呢？裁判員和運動員不能是一個人！”

　　在施正文看來，法是人民意志的體現，是納稅人意志的體現。稅收法定之後，人大是裁判員，政府是運動員。如果稅務機關不依法徵稅，無論是實體上違法，還是程式上違法，納稅人都可以依法主張權利，尋求救濟，保護權利。

　　“稅制要素規範明確了之後，對稅務機關的權利、義務、責任會更加明確具體，便於公眾履行納稅義務，也便於主張權利。”施正文表示，

　　問題五，司法解釋引發稅收變動，怎麼辦？

　　201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對《婚姻法》作出了一個司法解釋：離婚時，婚前房産歸登記者所有。此後不久，南京、成都等地先後徵收“房産加名稅”，引起軒然大波，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隨後發出聲明，明確免征此稅。

　　開徵“房産加名稅”的想法，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是什麼關係？出現問題如何解決？

　　問題六，稅收立法權上收到全國人大意味著什麼？

　　“上收立法權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應以具備必要的基礎條件為前提。”中國人民大學博銳財稅沙龍秘書長張剴表示，以人才為例，全國人大應該成立專門的稅收工作組，或者由專職委員會來負責。因為財稅領域非常專業，需要人大有大量專業人才儲備。否則，制定出來的政策可能問題更多。

　　在他看來，稅收法定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應該一步到位，應該與立法水準的提升、立法程式的規範、立法機構的完善、立法人才的專業化、稅法定期修訂機制的確定與完善等協調推進。

　　中稅網稅務師事務所總裁王冬生表示，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內涵不應僅僅是立法級次的問題，納稅人的納稅義務、辦事程式都應該明確具體，這樣納稅人操作的時候，這個稅該不該交，怎麼交，都能很清楚，能減少與稅務部門的分歧。即使立法權上收到全國人大，也不能否定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制定部門規章的權力，“法律一般是對基本問題作出基本規定，一些具體的細節問題，尤其是執法過程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很難通過全國人大修改法律解決，只能在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中明確。”

　　施正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專門負責財稅立法。將來，相關財稅政策可以委託專家起草，也可以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專家牽頭。“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發揮人大在立法上的主導作用，這首先體現在從開始立項到起草，都應由人大牽頭。”

　　本報北京12月2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