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舊常態”

　　記者：近年來，“新常態”已成為概括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國內經濟形勢的標準概念。從邏輯上説，有“新”便有“舊”，而且，還有由舊向新的轉變過程。那麼，“新常態”是何以形成的呢？

　　李揚：“新常態”是一個具有歷史穿透力的戰略概念。

　　一個“新”字，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全球發展劃分出存在系統性差別的兩個不同時期。就外在特徵而言，兩個時期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存在高低之別，與之關聯的宏觀經濟變數，諸如財政收支、貨幣供求、國際收支、就業、物價、利率、匯率等等，均存在系統性差異。就內在根源而論，支援長期發展的實體經濟基礎，諸如高新科技及其産業化水準、要素供給效率、人口總量及結構、儲蓄與投資的對應以及儲蓄投資均衡狀態下的真實利率水準等等，都顯示出不同的性狀。因此，新常態概念明確昭示我們：在規劃未來之時，我們必須首先花功夫回顧來路，對“舊常態”進行認真分析，搞清楚我們幾十年前從何處出發，何以發展到今天，如今又何以不能循舊軌繼續走下去。

　　所稱之“舊”，僅取其“過去”之含義，指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國際金融危機之前長達20餘年的那一段時期。這一時期是人類社會難以忘懷的一段“好時光”，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低通貨膨脹率與低失業率並存，同時，經濟週期波動的特徵明顯弱化，是這一時期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因此，國際經濟學界用“大穩定”（great moderation）來概括這一時期。

　　“大穩定”是全球範圍內科技進步、體制機制變革和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綜合産物。尤其要指出的是，此輪全球化是促成大穩定並使之區別於以往繁榮時期的最重要因素。

　　毫無疑問，在大穩定的總圖景中，最美的風景線在東方，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終於擺脫了百餘年落後貧窮的惡迴圈怪圈，創造出經濟高速穩定增長30餘年的“中國奇跡”。

　　2007年初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結束了大穩定的“舊常態”。從“大穩定”轉換為大危機，並進而進入以長期結構調整為主要內容的新常態，其實只是被“大穩定”繁榮掩蓋下的各種矛盾産生、累積、深化、蔓延和爆發的過程。在這個由多因素導致的高度複雜的歷史轉變中，有兩大因素居於關鍵地位：其一，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經濟發展方式偏頗和經濟結構扭曲問題，而且，耽于大穩定的安樂，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經濟體，長期“善意忽視”（Benign neglect）愈演愈烈的結果扭曲，不思調整；其二，全球分工重組後形成的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引致了日趨嚴重的全球經濟失衡。

　　一言以蔽之，隨著以大穩定為主要特徵的舊常態的結束，全球經濟開始進入一個深度調整與尋求再平衡的“新常態”。世界和中國，概莫能外。

　　中國經濟新常態

　　記者：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有著相互關聯的脈動：正是在全球大穩定時期，中國經濟創造了年均增長9.8%的奇跡；同樣，正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不久，中國經濟也進入了中高速增長的新平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有哪些特徵？

　　李揚：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固然可以從全球經濟的下行動態中找到解釋，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長期走勢自有其內在的規律，而且內因顯然佔據主導。自2009年以來，中國經濟基本結束了長達30餘年的高速增長時期，進入了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進一步分析，在增速換擋、結構調整和消化前期政策效應三者間，核心因素顯然是增速換擋和結構調整。增速換擋是現象，結構調整是原因。於是，歸結起來，結構性減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徵。

　　對未來潛在增長率的預測，可以佐證我國的結構性減速趨勢。中國社科院宏觀經濟運作與政策模擬實驗室的預測結果顯示，在2011年至2015年、2016年至2020年、2021年至2030年3個時段內，中國潛在增長率區間分別為7.8%至8.7%、5.7%至6.6%和5.4%至6.3%；增速遞減的趨勢甚為明顯。

　　綜合看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減速勢所難免。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雙重下降。這一趨勢自2008年以來變得十分突出，因此，我們傾向於將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確定為由2009年開始。人力資本增長率下降，歸因於人口老齡化，以及人力資本增長的起點隨全民普及義務教育制度的實施而不斷上升；全要素生産率下降，則歸因于後發優勢不斷減弱、創新能力不足、對外依存度大幅下降、投資率隨儲蓄率下降而趨降、勞動參與率持續降低等等。這些都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與之相比，週期性影響顯然是次要的。

　　記者：經濟新常態下有哪些新矛盾？

　　李揚：經濟新常態下産生了“水落石出”的效果，它不僅凸顯了國民經濟中長期被掩蓋的深層次矛盾，而且引發了新的矛盾。這些矛盾，構成新常態下的新挑戰。

　　一是“投資/增長/過剩”悖論。我們的增長高度依賴投資，而投資恰又正是造成産能過剩的淵藪。因此，逐步降低對投資的依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今後一段時期，投資依然要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發揮關鍵作用，因而，需要用改革的精神來規劃投資，認真研究投什麼、如何投和由誰投的問題。新常態下，投資的領域主要應集中于促進消費長期增長的社會基礎設施(主要包括教育、文化、醫療保健、健康服務業等)，有利於技術進步的更新改造投資，以及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節能環保産業等。如何投的問題，重點是解決好投資資金的期限錯配問題，促進形成動員和籌集長期資本的機制，以及將“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目標真正落在實處。由誰投的關鍵，是要向社會資本放開準入，同時，要全面審視並改造基礎社會領域的計價、收費、課稅、補貼體系，著力解決基礎設施投資大都存在不具有商業可持續性的問題。

　　二是杠桿率飆升。杠桿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統性影響的金融風險。目前，中國的債務風險總體仍然可控，但潛在風險也不可小視，其中，企業負債率畸高且仍在不斷上升、地方政府債務存在惡化趨勢，值得高度關注。

　　三是城鎮化轉型。城鎮化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但城鎮化也存在諸多誤區。在新常態下推進城鎮化，必須改變立足於“城裏人”來規劃城鎮化的偏頗，必須扭轉“開發區化”的傾向，必須克服“失去市場”的弊端，必須確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場，必須高度重視産業積聚、人力資本積累、知識外溢等對長期可持續發展更為重要的供給面因素的耦合，必須以城鄉一體化為最終目標。總之，要使城鎮化成為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長期和重要的支撐。

　　四是房地産市場形勢逆轉。2013年下半年以來，各類城市的房地産市場態勢已經開始明顯分化，局部市場逆轉明顯。與此前不同，此次房地産市場下滑的觸發因素不是來自政策面，而是來自城鎮住房市場內在供求格局的深刻變化，其影響也會在一個中期記憶體在。

　　五是金融亂象。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流動性過剩”就被公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特別是貨幣供應的主要頑疾。然而，貨幣數量的增長並沒有帶來利率的下降，相反，我國名義利率水準一直處於高位。金融亂象不僅導致各類民間金融、影子銀行、網際網路金融乃至高利貸等大行其道且屢禁不止，而且由於它固化了“貸款難、貸款貴”困境，將對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形成嚴重的成本約束。這種有悖常理的現象在我國能持續甚久，根本原因在於存在大量制度和政策障礙。我們需要改革現行外匯儲備管理制度，以求徹底擺脫外匯儲備綁架我國貨幣政策的困局；需要改革多部門分業監管模式，根除監管套利的基礎並盡可能覆蓋層出不窮的綜合性金融業務；應當擯棄繁複且多已過時的“政策約束”，還市場以本來面目。

　　新常態新飛躍

　　記者：無論如何界定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都構成其主要外在特徵。這一表像，致使一些研究者較多地關注其負面含義，有心懷叵測者更據此再次唱衰中國。我們注意到，您談到新常態時總是反覆強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絕不意味著衰退，而意味著“浴火重生”，進入了更高的發展階段。我們如何認識理解這一判斷？

　　李揚：特別要指出的是，速度下滑只是新常態的外在表像。本質上，新常態區別於常規經濟週期中的衰退和蕭條階段，它是經濟發展離開常軌，另辟蹊徑的新發展。換言之，新常態孕育著革命性轉變。在全球範圍內，新常態意味著供應鏈的重組、經濟結構的調整、治理體系的重塑和大國關係的再造；在國內，除了上述全球共性，新常態還意味著中國經濟“浴火重生”。走過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將從根本上脫離開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方式，走上追求品質、效益、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並由此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換言之，新常態再次給我們帶來了發展機遇，並在新條件下與時俱進地為我國的戰略機遇期賦予了全新的內容。我們一定要從經濟發展的這一階段性特徵出發，保持戰略定力，全面調整理念、心態、戰略和政策，迅速適應新常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和法治結構，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新常態有利於“擠水分”。我國經濟中的水分，主要應從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尋找。毋庸諱言，由過度投資造成的産能過剩這種水分，已經構成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嚴重負擔。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速下降無非是壓縮了上述水分，而且不斷地擠出經濟增長中的水分，正是提高效益、提高品質和可持續發展的具體路徑，也正是我們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發達經濟體的必由之路。這正是我們多年孜孜以求的局面。

　　新常態有利於創新驅動戰略的推行。由於投資和出口等傳統因素不再可以依賴，中國經濟將加速轉向創新驅動的新軌道。從體制保障的角度看，要實現創新驅動，必須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確立“正向激勵”機制；二是“理順價格”。這意味著，在推進創新驅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落在實處。同時，政府通過産業政策，矯正市場失效，向企業提供正向激勵。

　　新常態有利於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新常態將弱化GDP考核機制，如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和投資衝動方能得到有效遏制，長期存在的政府“越位”、“缺位”問題也才有了解決條件，我們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使之將居民收入、就業水準、社會保障、維護治安、環境保護等多項民生指標置於更為突出的位置。新常態需要我們進一步強化企業的主體地位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性作用，真正實現推動資源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新常態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在繃得不緊的宏觀環境下，我們才有可能著手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現象，實質性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需要一系列制度與政策創新。建議修改統計方法，將企業在環保、治污、生態修復等領域的投入盡統計為國民産出，以期提供正向激勵。此外，從制度上保障生態紅線，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能源、水、土地節約集約使用制度，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等等，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新常態有利於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在過去相當長時期，由於過於追求速度並因而高度依賴投資，造成了資本所有者在經濟中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狀況，致使利潤佔國民收入中比重過高，與此對應的就是勞動者的勞動收入佔比過低以及勞動者社會流動性不足。這種收入分配不公格局若長期持續，容易導致兩極分化，致使社會階層和利益格局固化。

　　放眼全球，新常態實際上意味著我們已進入一個“改革競爭期”。那些對改革的緊迫性、艱巨性及其多樣化內容認識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備、決心最大、效果最明顯的國家，將會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搶佔先機。中國共産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國的決定，正是這樣一個率領中國人民進行新一輪改革、實現中國夢的成熟綱領。（經濟日報記者 陳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