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北京12月2日訊（記者 楊斯陽）在改革開放30年的時間當中，我國城市空間擴大了二三倍，城鎮化率也達到了52.6%。但是，空間城市化並沒有相應産生人口城市化。對此，十八大報告中提出，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2014年11月30日，“第三屆中國城市管理高峰論壇”在天津召開，探討在我國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模式創新和實踐經驗。會上，多位專家表示，目前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仍存在人地失調等諸多問題，未來應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新型城鎮化發展仍存在諸多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支撐著國民經濟持續較快發展，極大的提高了城鄉居民收入和生活水準。但是在取得國際公認的巨大成就的同時，城鎮化發展當中也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問題。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1年全國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76.4%，遠高於城鎮人口50.5%的增長速度。

　　國土資源部規劃司司長董祚繼分析認為，人地失調是城鎮化發展存在的主要突出問題。在土地利用上，還存在建設用地外延擴張，粗放利用，土地城鎮化快於人口城鎮化；城鎮土地開發強度偏高，佈局結構不合理，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匹配；城鎮建設大規模低成本徵地方式難以為繼，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存在經濟金融風險；城鄉分割二元土地模式阻礙了城鄉發展一體化等方面的問題。

　　“2012年全國建設用地的開發強度是3.9%，這個數字跟日本南韓相比似乎比較低，但考慮到超過八成的陸域國土是不宜開發建設的高原、山地、丘陵、荒漠，我們實際的開發強度明顯偏高。” 董祚繼強調。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也同意上述看法，他表示：“很多城市擴張過程當中，有大量是通過建立工業開發區、科技園區等這樣一些方式來促進城鎮化，造成資源矛盾。同時有多地陷入半城鎮化，具體表現為兩億多進城務工農民不能夠完全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生活居民公共服務之外。”

　　張車偉認為，過去三十年，我國經濟的成功更多是靠工業部門或生産性部門的擴張帶動的，未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應該要靠服務産業等第三産業的擴張來帶動。

　　政府引領、市場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到未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當中的決定性作用。針對未來城鎮化進程中，如何發揮市場的作用，中國經濟網記者就此採訪了多位業內專家，上述專家表示，在我國現階段城鎮化的進程應當以政府引領並規範，市場推動、企業為主導。

　　其中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認為：“城鎮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不好簡單的説政府和市場誰為主導，誰為輔助。城鎮化的本質是國家人力資本的加大投入的問題。這涉及到教育、健康，這兩方面離開企業、醫院這些微觀單位都是做不成，但是這兩方面單靠市場也做不成，政府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喬潤令則表示，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下一步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中政府應逐步放鬆管制，把該市場配置的資源逐步交還給市場。

　　政府應改變舊有城市規劃思維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到2013年已經上升到53.7%，據測算，如果我國城市化率上升到70%，如果按照14億人口的基數計算，城市人口將達到接近10億。然而，規模以上的658個城市發展到今天，都存在著程度不等的“病”。

　　對此，北京大學校長助理、校産辦主任黃桂田分析，城市是一個綜合體，至少是兩個方面的聚集，一為經濟的聚集，一為人口的聚集。其中涉及到人、經濟和社會是非常複雜的。城市在規劃方面至少要包含經濟、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交通等多方面因素。但目前對於我國一些規劃部門來説城市規劃就是簡單的就是空間佈局。

　　黃桂田稱：“政府是規劃的主體，但是規劃本身的內容，規劃應該包含哪些範圍，規劃是否具有法律效應，具有嚴格的約束力，這是中國在城鎮化過程，城市發展過程當中比較好解決的問題。”

　　北大資源社區建設經驗值得借鑒

　　在上述背景下，北大資源在濟南進行的新文化社區的實踐與探索就顯得難能可貴。據了解，北大資源在其旗下開發的社區中都建設了新文化中心和北大醫療社區健康管理中心。

　　針對新文化社區，確立以六大服務模組為核心的一套完整的服務體系，文化、健康、教育、金融、物業、智慧，由社區規劃的新文化中心、北大基礎教育機構和金融超市等等作為載體運營服務。

　　同時北大醫療社區健康管理中心，為居民提供社區診療服務、健康檔案管理、動態健康監測等服務。

　　“社區居民如果有小病的時候可以在社區門診就醫，如果有大病就介紹到當地三家醫院，有重病的時候我們負責聯絡全球知名的醫療服務體系，這也是北大資源探索中國分級醫療體制改革創新的一種模式。” 方正集團董事、總裁、北大資源集團董事長余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