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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穿越》:身份焦慮與認同危機

  • 發佈時間:2014-11-22 01:31:17  來源:科技日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文·李寧

  ■影像空間

  “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這是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對於人類生存境況所作的生動比喻。

  在這本憂深思遠的著作裏,貝克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他指出,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愈演愈烈與科學技術的肆意應用,核戰爭、生態災難、經濟危機、人口爆炸以及其他潛在的全球性災難,已經裹挾著人類步入了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風險社會”。貝克居安思危的預言式描繪,在電影《星際穿越》中已然呈現為日暮途窮的末日景象。就文本而言,重要的不是神話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的年代。影片《星際穿越》飽含著對於人類命運的關懷與追問,它在深層次上所映射的,正是風險重重的現代性社會中瀰漫的集體式的身份焦慮與認同危機情緒。

  陰霾重重的天幕下,沙塵暴肆虐橫行、各種基礎農作物相繼因枯萎病滅絕,看不到未來的人類在亡在旦夕的焦慮中茍延殘喘,倒數著所剩無幾的光景……面對著人類命運的日暮降至,《星際穿越》充斥著安全感的喪失、焦慮感的升騰與信任感的崩塌。在這個被驚顫、無助、沒有未來的感覺所重重包圍的世界裏,生存成為人們關心的頭等議題,“農民”則成為最為稀缺的職業。當主人公庫珀説出期望自己的兒子能夠上大學、成為一名工程師時,他的想法遭到了別人的哂笑。顯然,此時的人們無力也無心去選擇與建構自己的身份,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認同危機”之中,這種處境,用查爾斯·泰勒的話來説,便是“一種嚴重的無方向感的形式,人們常用不知他們是誰來表達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對他們站在何處的極端的不確定性。”而頗有意味的是,影片中行使國家權力、實施階級統治的政府是不在場的。影片中唯一齣現的政府機構——美國國家航空航太局,為了逃脫世人“亂花錢”的指責,也是以隱秘的方式存在的。在人類面臨滅頂之災的關鍵時刻,卻幾乎看不到國家機器的影子。影片的這種無政府主義立場,顯示出世界末日的認同危機與信任缺失,給政府的合法性所帶來的巨大的挑戰與消解。

  影片中,主人公庫珀作為宇航員在拯救人類的過程中立下赫赫之功,然而影片三番五次想要著力形塑的,卻是他的“農民”身份。影片開端,在倒敘的影像中,遲暮之年的墨菲介紹自己的父親庫珀是一個農民,而且是“一個非常會種田的農民”。影片中,墨菲建造起一艘碩大無朋的“庫珀空間站”,拯救了瀕臨滅亡的人類。而當年過百歲的庫珀甦醒于空間站裏時,工作人員告訴他,墨菲經常説起他當農民的故事。而在影片末尾父女重逢的畫面中,庫珀微笑著問女兒:“你跟他們説我種田種得很好?”海德格爾在評價荷爾德林曾説過:“詩人的天職是還鄉,還鄉使故土成為親近本源之處。”影片對於庫珀“農民”身份的執著建構,正顯示出女兒墨菲對於作為“家”與人類本源的地球的唸唸不忘,這是失去故土的人類對於自身身份危機的一種想像性解決之道。

  儘管不時流露出孤獨、焦慮與無助的情緒,影片《星際穿越》卻並沒有一味沉溺于犬儒式的悲觀主義,而是堅定地秉持了樂觀主義的立場。然而有趣的是,影片並沒有將紓解身份焦慮與認同危機的援手伸向科學理性,而是伸向了人類最基本而豐盈的情感:信任與愛。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曾注意到信任與自我認同、與本體性安全之間的關聯。他認為,對他人的信任是一種持久而經常性的心理需要,從中所獲得的是一種情感的再認。信任能夠消除時空的距離感,奠定自我認同的穩定基礎。庫珀答應加入拯救人類的計劃,在於對於布蘭德教授的信任;庫珀在每一次絕境時保持昂揚鬥志正在於對於兒女的愛所産生的歸家的渴望;而庫珀最終成功將黑洞奇點數據傳達給墨菲,也源於一種信任與愛的連接。

  然而,人類的信任與愛,並不是《星際穿越》終極的解決之道。可以看到,在墨菲、布蘭德、庫珀等諸位救世英雄背後,還有巨大而無聲矗立的“他們”。是“他們”放置了蟲洞,是“他們”製造了五維空間,是“他們”選擇了墨菲來拯救千萬人于危難。儘管並沒有對“他們”是誰給出確切解釋,但這並不能掩蓋影片濃郁的神秘主義與天啟神學色彩。影片中,拯救人類的計劃叫作“拉撒路計劃”,拉撒路(Lazarus)是《聖經》新約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在他患病而死的四天后,耶穌令其死而復生。《聖經》裏有上帝選擇諾亞製造“諾亞方舟”以拯救人類,《星際穿越》裏同樣也有“他們”選擇墨菲打造“庫珀空間站”以濟時拯世。“拉撒路”與“庫珀空間站”的設定,其中的宗教隱喻色彩自不待言。與此同時,影片還顯露出對於科學理性的些許懷疑與批判。例如在布蘭德等人前往米勒所在的星球時,因為科學計算的疏忽,致使同伴獨自守候飛船二十年。顯而易見,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影片將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後者,投向了悠遠而不可捉摸的“神”。《星際穿越》的這番選擇,《聖經》裏説得很明白:“神就是愛”。

  面對著高度現代化世界中脫韁野馬般的科學理性,吉登斯曾在《現代性的後果》中充滿憂思地發問:“我們,作為整體的人類,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夠駕馭那頭猛獸?或者至少,能夠引導它,從而降低現代性的危險並增大它所能給予我們的機會?現在我們怎麼會生活在一個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幾乎與啟蒙思想家們的期望南轅北轍?”這一番發問,諫爭如流,充滿了警醒人心的力量。面對科學理性製造的風險社會,《星際穿越》指出了一條宗教救贖之道,還有許多其他的路徑亟待我們去探尋。畢竟,沒有人願意“怒斥光明的消逝”,也沒有人希望“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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