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紅學弟子

　　作為“考證派”紅學家，胡適不僅考證過曹雪芹的家世，還考證過《紅樓夢》的版本，尤其是對《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考證，于我們閱讀和理解這部小説經典有著很重要的啟發作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文，是推翻舊紅學、提倡新紅學的佐證。在他的考證方法影響下，其弟子俞平伯憑藉《紅樓夢辨》，周汝昌憑藉《紅樓夢新證》，都在新紅學領域獲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影響甚至不亞於他們的老師胡適。俞平伯和周汝昌都是沿著胡適奠基的新紅學路子，不斷地探索和實踐，開拓與創新，這才有了他們日後的地位。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胡適對這兩位弟子的成就，既有讚譽，也深感欣慰。

　　20世紀50年代初，大陸批判胡適的文章鋪天蓋地，僅編印成書的就足有八大本之多。此時，胡適的心態非常人可比，他非但不氣惱，反倒像尋找獵物一樣尋找批判他的文章。他讀了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後，帶著“理解之同情”的口吻説道：“周君此書有幾處罵胡適，所以他可以倖免。俞平伯的書，把‘胡適之先生’字樣都刪去了，有時改稱‘某君’。他不忍罵我，所以他該受清算了。”

　　果然，胡適的預言很快就得到了驗證。1955年，緊隨批胡風之後，批判俞平伯的風潮馬上掀起來了。他因為繼承胡適“新紅學”研究最為純正，所以，他受到的批判也就相應地更加嚴厲。對俞平伯的批判持續了幾十年，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他還因為此事抬不起頭來，這足以成為俞平伯一生之憾事。然而，俞平伯作為著名“紅學家”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而且也隨著時間的流逝，會愈加得到鞏固。

　　俞平伯作為一代學者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其中有著深厚的家學淵源。1900年1月8日，俞平伯生於蘇州名門望族，他的祖籍是浙江德清，但據其曾祖父、清末大學者俞樾考證，他們的一支俞姓最初乃是從安徽徽州遷徙而來。俞樾從小聰慧過人，17歲鄉試得中副榜，道光二十八年又中鄉試正榜，被人稱為文曲星下凡，隔年則被賜進士及第。入翰林院為庶吉士三年後，得咸豐皇帝召見，不久即為翰林院編修。咸豐八年，皇恩浩蕩，他被派往河南任學政。不想當年主持“歲試”時出題不慎，被人參了一本，因此倒楣。雖有諸多朝臣求情，免了他的牢獄之苦，但還是被罷官，貶回原籍，永不敘用，時年38歲。但是俞樾日後的經歷證明，他從仕途退隱乃是“塞翁失馬”之事，世上少了一個官僚，卻多了一位大學者。

　　同治四年，當年鄉榜同年的李鴻章為關照賦閒在家的俞樾，請他主講蘇州的紫陽書院，從俞樾本人的角度考慮，他也想終老蘇州，所以在蘇州建了有30余間房的大宅院，名為曲園，授徒著述，號稱“曲園老人”。同治七年，俞樾出任杭州詁經精舍（相當於書院）的山長，每日面對嫵媚的西湖，愜意異常。同治八年，入主杭州書局。當時，官任浙江巡撫的李翰章，因平日裏常聽胞弟李鴻章談及俞樾的學品和人品，遂與其交往密切。不久，接受其由杭州書局、江寧書局和蘇州書局分刻二十四史的建議，多方斡旋，最後三家書局和武昌書局一道，共同雕版、印行了二十四史，在儒學界産生了廣泛影響。一日，這位海內大儒到杭州詁經精舍授課，巧遇湘軍宿將、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彭玉麟身經百戰，卻溫文爾雅，喜歡舞文弄墨，二人相談甚歡，後來彭玉麟上疏堅辭兩江總督，在西湖三潭印月旁的小島上築庵，經常和俞樾寄情于山水之間，成為至交，並引出後來的通家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