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隨錄

　　文·丁 輝

　　我在“夢想”時是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比如我從來不會夢想有一天這個世界上不再有小偷。在我看來，小偷的職業比警察的職業還要古老，且勢必與人類的歷史相伴隨。我的“夢想”只是有一天，小偷也有小偷的規矩，也有小偷的底線，古語所謂“盜亦有道”是也。

　　聽説，一學者1980年代最後一次考研究生時，在去考場的公共汽車上不幸遭遇一竊賊。那時賊已得手，將一信封扒竊過去，而這位先生卻絲毫沒有知覺。他打開信封一看，卻無分文，僅一張准考證而已。他也可以悄然下車，將那張薄紙一揉一扔。但他沒有那樣做，而是不忍心壞了一書生的前程，冒著被喊“捉賊”的風險將信封擲還了物主，還不失幽默地提醒一句：“老哥，看看丟啥不丟？”這場奇遇造成了30歲的小知青以後生活和命運的轉折。

　　如今，再想尋這樣的“古風義賊”，安可得乎？1980年代所以讓人懷念，或許部分在於那個年代猶存一絲古風。我有一老家鄰居，就稱之為“馬扁”吧。時值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計劃生育，馬扁在鄉間賣一種“藥”，稱吃後可以生男孩。我問馬扁：你就不怕人家生了女孩找你？馬扁説：我講明瞭，這藥只有50%的功效。我恍然：這跟生男生女的幾率正差不多。馬扁又説：“我這人忒講誠信，萬一因藥物”無效“生了女孩，錢全部退回。其實説到底，就等於是向生了男孩的人家討個喜錢，而且也不多，就200塊錢，本來就沒影的事，要多了，可就太缺德了。還有我那藥，其實就是我們家自製的點心，絕對綠色食品，確保無害。拿生男生女蒙人，已經不地道，若再讓人吃出個好歹，那可就太缺德了。”聽他左一個“太缺德了”，右一個“太缺德了”，我強忍住笑，可馬扁説得鄭重其事，一點也沒有“幽默”的意思。

　　魯迅在給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説過這樣一段話：“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有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魯迅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將破壞分為兩種：寇盜式的破壞和奴才式的破壞，並且認為奴才式的破壞因其更普遍，危害要遠甚寇盜式的破壞。魯迅思想裏有許多矛盾，此即是一例。寇盜式的破壞的危害之大恐非奴才式的破壞所可及。奴才式破壞固為有害，然只是“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以前引先生致曹聚仁信中所言繩之，尚屬“損人利己”級別，最起碼並未深乖人性；而“寇盜式的破壞”卻專事破壞，如強盜之放火，被“放”者固然無家可歸，可謂至慘，對施“放”者亦無一毛錢好處，正屬先生反對的“損人不利己”。張獻忠殺人自然可怕，然更可怕的是他似乎只是“為殺人而殺人”，這和“為放火而放火”，正可湊成一對！這已經不是人性，而只能算是“惡魔性”！魯迅對奴才之深惡甚于寇盜，帶累“奴才式的破壞”也遭陪綁。其實，寇盜與奴才，豈可別哉？所謂“臨下驕者事上必諂”，寇盜在合適的時候會變身奴才，奴才一旦有了機會亦可側身寇盜。還拿張獻忠説事，當其面對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何嘗手軟過；然滿洲的皇太極大兵一到，乖乖地躲進深山，不敢露頭。説句會讓民族主義者氣餒的話，“肅王一箭”，豈非上天在佑護川蜀子民！

　　損己利人，甚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道德高調，不唱也罷，我對一塵不染的道德理想國從無興趣；利己而不損人固然再好不過，實在不行，損人利己也並非想像的那般可怕，説到底，市場時代的競爭往往就是法律框架約束下的“損人利己”而已。最可怕的是底線之下的“損人不利己”。我就寧願希望在路面撒圖釘扎人家車胎的是修車鋪的老闆，而不是地痞無賴的胡鬧取樂；公園或綠化帶裏的花是被摘或搬回去裝點家居，而不是在地上踩碎或乾脆扔進河溝裏；盜取車內財物就算了，不要順帶掐死車內熟睡的嬰兒……

　　“損人不利己”之可怕尚不在這些事情本身，而在於此類事情總讓人嗅到一種不祥的味道。此種味道或可謂之戾氣。明末張獻忠不過是此種戾氣的極端例子。戾氣散在民間，詩意一點的比喻自然是星星之火，其實也可以説它是一個個火藥桶。“損人不利己”真正可怕者在此。

　　要感謝公車上的“義賊”與馬扁這樣的“義騙”，他們若再朝前走一步，把裝准考證的信封撕掉或扔了，向“男胎藥”裏胡亂添加一點什麼，即進于寇盜。值得慶倖的是他們都有底線，於是為人性，也為我們社會留存了一線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