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對於祖先創造的燦爛的寶貴文物，有著珍愛、保護、研究的優良傳統，尤其是到三國兩晉時期（西元220年），上層社會的一些顯宦士大夫進入文物藝術品的收藏、研究、理論著述等，指導了文物收藏工作和藝術創作的方向，促進了文物保護的發展以及藝術的進一步繁榮。這些上層社會的顯宦士大夫以及家財萬貫的富商巨賈，大多數居住在國家的京都，構成歷朝歷代京畿收藏家獨有的特質與品位。

　　各朝代的文物收藏都是以皇家收藏為巨。自宋人開始，收藏家把對文物的鑒定當成一種專門學問來研究，逐漸形成鑒定學

　　各朝代的文物收藏都是以皇家收藏為巨。特別是到了宋朝，趙宋的宋太祖、宋太宗尤為重視文物收藏，他們在統一五代十國的過程中，每滅掉一國，就將其國君收藏的文物，運回北宋國都汴京。皇家的鑒定、觀賞、收藏，又培養了下屬，京畿的收藏家，承平日久，收藏日富，幾代相傳，不斷積累，成為收藏世家。諸如米芾、王詵、李公麟、趙令穰、賈似道、趙明誠、李清照等。

　　宋代私人收藏之風特盛，差不多的士大夫和巨賈人家，或多或少都有書畫收藏，民間流傳“家中無字畫，不是好人家”之説。由於收藏之風日長，帶動出現文物市場。文物市場的發達與活躍，又刺激伴生出文物作偽之風，為此，促使文物鑒定應運而生，書畫鑒定不再是畫家來兼任了。自宋人開始，收藏家把對文物的鑒定當成一種專門學問來研究，逐漸形成鑒定學。他們經常一起聚會，交換收藏，切磋鑒賞經驗，其中在駙馬都督府王詵家的“西園雅集”聚會，好似是當今“沙龍式”聚會，成為千古流傳的佳話。

　　北宋最大的收藏家首數米芾，米芾也是一位“硯癡”，一次他用一幅唐代韓幹的《馬》圖，從朋友職方郎中劉涇手中換得一方心儀的硯臺，賦詩云“劉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10年之後始聞道，取我韓戴為神奇。”米芾也是當時最著名的書畫鑒定家，凡經他收藏過的書畫，均要鈐上他的收藏印記，從米芾使用的印記可分出他對每幅書畫所定的級別：最上品、神品、絕品、次品，文物分級始於此。

　　由於文物藝術品收藏之風盛行，促進了古玩市場的繁榮，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相國寺內，殿後資聖門前，就是巨大的古玩市場，米芾曾經以七百金在這裡購得王維的《雪圖》。

　　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李清照，大家都很注意她是宋詞大家，千古第一才女，其實趙明誠、李清照夫婦還對收集古物頗有建樹，尤其對從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來鐘鼎彝器的銘文款識和碑銘墓誌等石刻文字，進行鑒賞考證，學術上取得成就，編撰成《金石錄》三十卷，前十卷為目錄，後二十卷為跋尾，考訂精核，評論獨具卓識，是我國最早的金石目錄和研究專著之一。

　　我國歷史上元代以後京師北移，但元代以後各朝京畿收藏家，除了保持宋以前收藏家成分構成、藏品高貴、考究精深、專著豐富，在收藏家學識特質和素養品位等方面又有新的提高

　　元朝內府文物的收藏主要來源是接收金及南宋內府的收藏。私人收藏主要有大收藏家皇姊大公主，元世祖忽必烈直系曾孫女，名祥哥剌吉（1283-1331年），封“魯國大公主”，受過良好的漢文化教育，有收藏書畫之癖好，是中國書畫收藏史上一位重要的女收藏家，藏品來源主要是元朝內府收藏的宋、金內府之物，作為出嫁的陪送，也有少數當代作品，諸如隋展子虔《遊春圖》、黃庭堅書《松風閣詩》卷、王振朋《錦標圖》、宋高宗草書《洛神賦》卷等，鈐“皇姊圖書”印章。

　　明朝內府的文物收藏，主要是接收元朝文宗奎章閣所藏，因沒見明代皇家內府著錄傳世，缺乏文獻可考，但到宣宗（宣德，朱瞻基）、憲宗（成化，朱見深）、孝宗（弘治，朱佑樘）三朝，內府收藏的文物之富，不亞於宋代宣和與紹興兩朝，只是管理制度上不如以前朝代嚴格，經常把內府文物獎賞頒賜給大臣。

　　清代皇家收藏超富且重著錄，諸如《石渠寶笈》《天祿琳瑯》《西清古鑒》等。清代私人收藏出現一些收藏甚富的大鑒藏家，每人都有獨到的特點，諸如：梁清標康熙朝任相國，古書畫收藏有“甲天下”之稱，重視對書畫的裝裱，使用的印章、印泥都十分考究精良，不易仿製。安岐先世入旗籍，居天津，從事鹽業，學問淵博，尤精鑒賞，書畫收藏許多皆為歷代精品，完好而不敝舊，經過歷代名家收藏和著錄，附有前代名賢的題跋或歌咏，流傳有緒，花了幾十年的心血，寫成著錄書《墨緣匯觀》。

　　清朝中晚期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掠奪，京畿文物收藏家，除了秉承歷代收藏家的傳統，又多了一層熱愛祖國、熱愛民族、熱愛保護民族文化財産的文人情懷

　　張伯駒先生（1898-1982年），世代書香門第，家資殷實，與張學良、袁克文、溥侗稱為京城“民國四公子”，琴棋書畫兼備，文化修養極深，讀書《古文觀止》倒背如流，《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從頭到尾如數家珍，文物收藏皆為上品，著錄《叢碧書畫錄》收錄的有隋展子虔《遊春圖》、唐杜牧《張好好詩卷》、黃庭堅《諸上座貼》、趙佶《雪江歸棹圖卷》等118件，被稱為“天下第一藏”。其中一件西晉陸機《平復帖》，是從清室後裔溥儒（1896-1963）先生手中買下的。《平復帖》是西晉陸機所書，陸機（261-303年）西晉文學家、書法家，所書《平復帖》章草紙本，縱23.8釐米，橫20.5釐米，九行八十四字，用筆古雅，點畫蒼勁有力，章法瀟灑率意，妙趣天成，為中國歷史上目前發現的第一件存世法書真跡，比王羲之的手跡還早七、八十年，被稱為“天下法書之祖”，著錄于《宣和書譜》。這件《平復帖》赫赫巨跡原藏溥儒先生之家，當時溥儒家庭開支甚巨，其母醫療費用又無從籌措，急需變賣《平復帖》。日本人欲出20萬購買，張伯駒先生聞訊，為了避免《平復帖》流入東瀛日本，經過民國教育總長傅增湘先生撮合，以4萬大洋買下，溥儒先生也以民族利益為重，讓給張伯駒先生，此事被傳為佳話。當時社會極不安定，強盜綁架了張伯駒先生，通牒家屬200根金條贖人，不然撕票，意在逼出《平復帖》。張伯駒先生告訴夫人潘素，“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綁架事件僵持8個月後，夫人潘素變賣首飾湊足40萬大洋，才將張伯駒先生贖出。

　　還有一件是隋展子虔《遊春圖》卷，展子虔（約550-604年）隋代傑出畫家，他所繪製的《遊春圖》卷，縱43釐米，橫80.5釐米，絹本，青綠設色，結束了我國古代山水畫“人大於山，水不容泛”的早期幼稚階段，進入青綠重彩工整細巧的嶄新階段，距今已有1500年，被稱為“迄今為止存世最古的畫卷”，著錄于《宣和畫譜》，曾被賈似道、元大皇姊、明內府、嚴嵩、韓世能（萬曆年間蘇州）、梁清標、安岐、清朝皇宮內府收藏，收入《石渠寶笈》。1949年初，張伯駒潘素夫婦在北京琉璃廠玉池山房馬濟川處發現《遊春圖》，馬濟川開價800兩黃金，他怕此圖流出國外決定買下，但如此高價讓張伯駒先生進退兩難，後經墨玉齋馬寶山從中週旋，敲定為220兩黃金，張伯駒先生為了湊足款項，賣掉了河南老家千畝田園，又賣掉北京城弓弦衚同佔地15畝的豪宅，湊足220兩黃金，買下此隋展子虔《遊春圖》卷。新中國成立以後，張伯駒先生傾其所藏捐給了國家，鏗鏘囑説：“予所收藏，不必終我身，為予有，但使永存我土，世傳有緒。”

　　張伯駒先生是一位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身世鉤沉，他對國民政府貪官污吏見得多了，新中國建立後，他甘心情願地想為“新生的共和國”作出貢獻，於是就做出一系列的重要文物捐獻：

　　1952年為了“抗美援朝”，捐獻了隋展子虔《遊春圖》卷，明唐伯虎《三美圖》等；1953年大年初一，毛澤東主席派秘書田家英送來火腿、糕點、白酒等禮品，張伯駒感激萬分，回送唐李白《上陽臺貼》，毛澤東説：“連城之寶，不敢歸諸己手。”轉交故宮博物院，並自掏一萬元，讓中辦致信張伯駒，張伯駒對毛主席人品感佩五體投地，李白《上陽臺帖》現存故宮博物院。儒將陳毅元帥與張伯駒為摯友，兩人經常在一起和詩對弈，張伯駒向陳毅贈送一副清初范西屏的對局棋譜，陳毅説：“無功不受祿，這樣珍寶我受之有愧，這本棋譜可放我這幾天，待抄錄完畢一定完璧歸趙。”張伯駒感慨，共産黨幹部果真朗如明月，清明如鏡。1956年向故宮博物院捐獻了西晉陸機《平復帖》、唐杜牧《張好好詩》、宋范仲淹《道服讚》、宋蔡襄《自書詩冊》、宋黃庭堅《草書卷》、宋吳琚《雜書詩帖》、元趙孟頫《章草千字文》等20多件；1960年向吉林省博物館捐獻了唐人寫經《大般若波羅密經》、宋楊婕妤《百花圖》、宋趙伯骕《白雲仙橋圖卷》、元趙孟頫《篆書千字文卷》、明薛素素《墨蘭圖》軸等30多件。

　　周叔弢先生（1891-1984年），曾任天津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將其收藏的宋、元、明、清善本圖書3.6萬冊，文物1200件全部捐給國家，他説：“收藏書七十多年，來自人民，又歸於人民，得到最好的歸屬，最好的主人，無限快樂，非昔日之情可比也。”

　　張叔誠先生（1898-1995年），清工部右侍郎張翼之子，實業家，18歲任山東棗莊煤礦常務董事，解放後任天津文史館員。將其收藏的250件書畫，130件玉器，75件青銅器捐給了國家。其中北宋范寬《雪夜寒林圖》是1860年英法聯軍從圓明園掠出的，明成化“窯變五彩觀音”為海內外僅有，1900年八國聯軍火燒北京大報國寺流出的，都是張叔誠先生用重金購藏的，日本人曾經向其借展被其拒絕。他認為文物收藏是以鑒賞為主的，以盈利為目的是不可取的，把文物捐給國家，“如同嫁閨女一樣，給閨女找個好婆家，等於有了最好的歸宿，對待文物也是這樣。”鄧穎超同志説：“張叔城先生捐贈的文物，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是用金錢買不到的。”

　　孫瀛洲先生（1893-1966年），古陶瓷鑒賞家、收藏家，明清瓷器科學鑒定奠基人。著作有《談哥汝二窯》《成化官窯彩瓷鑒定》《我對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瓷器辨偽舉例》。新中國成立後，任職于故宮博物院，曾任全國政協委員。1950年為了支援抗美援朝正義戰爭，將其收藏的部分藏品進行義賣，所得款項捐獻國家，後又將其收藏的藏品3000余件，全部捐給故宮博物院，其中屬於國家一級文物25件，明成化三秋杯是他在解放前用40根金條所購得。孫瀛洲先生説：“活到六十多歲，沒想到還能為人民做點事，內心很樂意接收這一工作，並願意把我幾十年在文物上認識的一點經驗，獻給祖國的文化事業。”

　　改革開放以後的京畿收藏家，伴隨著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産生與發展而出現並壯大

　　改革開放以後的京畿收藏家們的特點主要有：他們都曾受惠于文博界老專家的指導。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一齣現，這些收藏家就以崇敬的心情，謙恭的態度拜訪文博界的老專家，尊他們為師，老專家成了收藏家堅強的學術支撐；他們的藏品來源主要是著名拍賣企業的大型拍賣會；他們在收藏文物藝術品的門類上，逐步走向系列收藏；他們對藏品都要進行精心的維修，請專家進行深入的考察、研究、論證，舉辦收藏展覽，出版收藏專輯，有的建立專門系列的博物館；他們通過文物收藏，提高了文化水品，加深了文化涵養。

　　收藏家趙心先生，從1994年進入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就結識了著名文物專家北京翰海拍賣公司總經理秦公先生，從此以京畿為中心，拜謁了文博界的巨擘啟功、徐邦達、劉九庵、朱家溍、耿寶昌等先生，學到文物收藏的真諦。他收藏的文物皆為高檔次，僅被《石渠寶笈》著錄的作品就有20余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大型豪華畫冊《五台山人藏乾隆宮廷書畫》，引起社會重視。

　　收藏家易蘇昊先生，曾就讀吉林大學考古專業，任職于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部、文物徵集部，中貿聖佳拍賣公司總經理，現為甌江草堂主人。他的系列收藏主要有海上畫派作品和明清兩代綾本書法兩大系列。海上畫派作品收藏有500余件，遴選出128位畫家的四尺整紙的作品186件，在甌江草堂1800平方米的展覽大廳推出《海上畫派繪畫作品精品展》，引起巨大轟動，對於弘揚海上畫派藝術，起到推動作用。

　　易蘇昊先生尤其重視對於重要文物的研究出版工作，經他主持出版的有《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曆代書法集》（明代卷）、《中國古代書畫精品錄》一至八卷、《海上名家繪畫選集》（一）（二）卷、《京津名家繪畫選集》《研山銘研究》《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二十年》等，可説是著作等身。他收藏的明清兩代書畫家綾本書法500余件，從作者名頭上看包括了明代初期、中期、後期；清代早期、中期、晚期各個書法流派名家。從書法體例上分，包括了行、楷、草、隸、篆。從作品形制分，包括了手卷、立軸、冊頁、扇面、楹聯等。易蘇昊先生收藏的綾本書法，可以説超過了任何國家博物館的收藏，十分重要，在中國書法史上，將對研究綾本書法起到重要史料作用。

　　泰豐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誠請京畿文博資深專家為顧問，收藏中國名家書畫，其中僅楹聯法書就收藏4000余件，建立了“京博藝術博物館”。他們對於藏品注重鑒定真偽，考證源流，裝幀維護，甚至對每件作品的尺寸、質地、印鑒、題跋、畫面內容、聯語出處，都要作出精密的查考、記錄、評述。建立起京博藝術博物館，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應。

　　當前，京畿文物藝術品收藏家，在黨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正處於方興未艾，健康茁壯成長的階段，今後一定會繼承我們中華民族文物收藏的優秀傳統，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收藏大家張伯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