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全球産業變革態勢和我國産業發展實際可以判斷，“十三五”時期，我國産業發展可望出現五大趨勢性變化：

　　一是從工業化階段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將從重化工、房地産等主導産業拉動向現代服務業和高加工度製造業、高科技産業推動轉變，從初級要素逐步向知識資本轉變。

　　作為後發工業化國家，我國將從工業化中後期過渡到工業化後期階段，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導産業將從重化工、房地産等産業推動，向文化創意、旅遊休閒、健康、養老、知識服務、資訊服務、電子商務、金融等服務業和機械設備、高科技製造業推動轉變，現代服務業和高加工製造業、高科技産業成為經濟主導力量。製造業資訊化、智慧化、集約化、精緻化程度提高，製造業、服務業加快融合發展，重化工業比重將下降。傳統行業競爭更加激烈，大規模兼併重組不可避免，企業集團化和中小企業專業化程度加快。

　　從經濟增長要素看，簡單勞動力等初級要素和一般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下降，人力資本投入增加，技能型人才需求量明顯上升，機器替代人加快興起，品牌、專利、設計、研發、科技、資訊網路、軟體、數據庫等知識資本在經濟增長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是從産業技術看，産業增長將有賴於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傳統産業改造提升、新興産業加快培育上。

　　當前，我國産業技術創新面臨兩方面情況，一方面是我國與世界先進技術水準的差距不斷縮小，特別是國外先進技術引進和擴散的增長效應日益減弱；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加快孕育興起，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産業層出不窮。從産業技術政策看，一則，由模倣學習向形成自主創新機制轉變，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二則，我國傳統産業在工藝、品質、品牌、管理等基礎能力上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運用適用或先進技術改造提升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三則，全球技術創新日益活躍，資訊、能源、材料、生物等技術的創新發展和交叉滲透，蘊含新的經濟增長機遇。加快培育發展新興産業，有利於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三是從産業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看，産業發展模式將由高耗能、高污染産業向綠色低碳産業轉變。面對日益尖銳的資源環境矛盾，高耗能、高污染的産業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我國將從能源資源約束強化凸顯期過渡到綠色低碳迴圈經濟加快發展期。能源利用將向高效、綠色、安全的模式轉型，傳統能源開採和使用效率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不斷提升。節能環保産業將實現高速增長。迴圈經濟積極推進，産業集群綠色升級進程加快。綠色、智慧技術加速擴散和應用，智慧交通、智慧建築、智慧電網、電動汽車等産業加快發展。綠色導向的商業模式創新加快形成，綠色工業和綠色服務業興起。

　　四是從産業發展的市場空間看，産業佈局變化將由被納入全球産業分工體系向主動重構産業鏈和價值鏈轉變。

　　面對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産業升級上的雙重擠壓，一方面，在全球産業分工體系中提升産業分工地位，推動高技術産品佔商品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上升，形成更多的跨國公司，提高對全球的資源配置能力和産業佈局調整能力。另一方面，基於非均衡發展現狀和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引導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錯位發展、互補共贏，形成産業鏈和價值鏈各環節協同發展的格局。基於城市能級，形成經濟圈內良性産業分工關係，推進“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等。由於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大多數工業化國家不具備的，以區域空間優化來實現産業升級是我國的有利條件。

　　五是從産業政策看，將由政府主導下的“趕超型産業政策”逐步向市場機制主導下的“競爭型産業政策”轉變。

　　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素逐步實現自由流動，要素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形成。市場準入、競爭和退出秩序公平公正，企業主體作用充分發揮，不同所有制企業、不同規模企業發展的活力有效激發。政府不直接干預産業的具體活動，著力於保持宏觀政策穩定，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在産業發展環境的營造上，主要是加強政策法律和基礎設施建設，支援教育、研發、人才、資訊等基礎性能力建設，引導産業把握髮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