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張鳳雲

　　“去年我去農村調查，在大汶河旁，看到一位婦女在前面拉犁，男人在後面扶犁。已經進入21世紀了，我們2000多年前的生産方式還在延續。”日前，在一場關於“土地股份合作與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的研討會上，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深為感嘆。

　　他説，農民沒錢，村裏缺錢，錢到哪兒去了呢？錢在市場上。農民要參與市場，而不是被市場吞沒。

　　農民怎麼參與市場？集體通過什麼方式才能發展？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找答案。當然，出路不止一個。在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們看來，如今農村大地上廣泛興起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許就是有效形式之一。

　　分散的農戶有抱團發展需要

　　2011年前，山東省東平縣彭集街道安村還是一個“空殼”，村委會裏只有2張桌子和3把椅子，剩下的就是24萬元的債務了。因為窮，村裏9年沒有村主任。年輕人大都離開了村莊，待在家裏指望那幾畝地的，經濟狀況也都不大好。

　　可是如今走進安村，只要到農戶家裏稍一打聽，就會發現這裡已是另外一種狀態了。2013年，安大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單引進公司建成中藥材種植基地這一項，集體就能收入30多萬元，農民每年還能從每畝地上拿到1000元的保底租金。而一年多時間裏，東平全縣各類土地股份合作社就發展到了51家。

　　“現在土地股份合作發展非常快，決不是偶然。”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祖輝説，“股份合作是農業特有的制度。農業為什麼要搞合作制？主要農業是家庭經營，要克服家庭經營的局限性。但是合作制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尤其在它向縱向延伸，向下游延伸中。下游是工業加工，它是適合於現代企業制度的。”

　　安村原本就有粉皮加工的傳統，多少年來，一家一戶的作業方式始終無法走出規模小、晾曬難、産量低、利潤少的困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分散的農戶越來越有抱團發展的需要。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後，在村內荒地上投資建起了粉皮加工小區，統一配料、管理、包裝，又註冊了“安大”商標，由合作社統一購銷，合作社每年可實現收入200多萬元，加工戶平均年收入也能達到10萬元以上。

　　效益顯然是可觀的。但也有專家建議，推進農業的股份合作制，包括土地股份合作，一定要處理好股份制和合作制的關係。

　　“一個是利益分配當中兩者的關係。還有就是從農業整個産業組織縱向一體的角度看，上游，就是第一産業種植業、養殖業，盡可能要以合作為主。下游的産業化，通過辦加工廠等來實現，跟工業有關的活動可以以股份為主。”黃祖輝説，東平雖然都是土地股份合作，但是也有差異，每個村的情況不同，從産業實際出發，從當地的要素配置出發，搞自己最適合的那種模式，而不是一刀切，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明晰産權與産業支撐缺一不可

　　在東平採訪，記者聽到了這樣一句順口溜，“辛苦流汗一老年，算下成本多少錢，化肥柴油又不賤，土地不轉不合算。”可見土地流轉已深入人心。但是農民也知道，“這塊地流不流轉，怎麼流轉，入不入社，你得説了算才行。”

　　一般來説，産權越清晰，保護越嚴格，經濟越有活力。而土地股份合作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明晰産權。落到具體操作上，就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鄧大才告訴記者，東平縣在發展土地股份合作社過程中，就是將土地確權與土地合作經營相結合，將農民土地股份化，引導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使土地成為能從合作社經營中獲取收益的一種資産。

　　“這裡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個是産權的賦權，第二個是産權的實施，或者是産權的行使。”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羅必良強調，對於農民的經營權來説，由於單家獨戶，在市場背景下農戶的行為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就必須盤活農戶的經營權。産權的細分、産權的交易以及産權的配置就成為了推進實踐創新的基本線索。

　　對於明晰農村的産權，專家們認為，全國許多地方包括東平已有很好的探索。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確權的到底是承包地，還是老百姓説的“口糧地”；在二輪承包有明確時間規定的條件下，確權的期限如何確定等等還有待明確。

　　除此之外，土地股份合作社能否發展起來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合作比不合作要能增加收益。“這個假設不存在的話，合作社也就不存在了。”山東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陳盛偉説。（下轉第二版）

　　在他看來，合作社有利於土地規模經營，良種良法的採用又可以增加土地的生産能力。“傳統的種子和做法在合作社這個地方得到了淘汰和提升，工商資本改造傳統農業，種植業的上游也好，下游也好，産業化增加了産品的附加值。這也是單個農戶所不能辦到的。”陳盛偉説。

　　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董江愛教授更強調産業帶動的重要性，她認為這是土地股份合作持續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

　　“我看了東平縣寶泉土地股份合作社、炬祥土地股份合作社、安大土地股份合作社、聯潤土地股份合作社，每一個點要發展都要有産業，否則土地即使整合起來也難以發展。只有有了産業，我們土地的增值才能實現，農民的增收也才能實現。”董江愛説。

　　鄉村民主管理與市場的邊界在哪？

　　土地股份合作並沒有固定的模式。東平縣的聯潤土地股份合作社採取的就是一種三方股份合作的模式。包括孟莊村村民自願以土地入的股，周邊11個移民村的移民政策資金，以及村集體投資的水井、電纜、道路、噴灌系統等基礎設施折算成的股份。

　　在合作運營上，合作社引進梁山縣鑫源田農業有限公司經營現代農業産業示範園。公司投入120萬元，參與整個産業的市場經營，包括田間管理、生産技術、市場銷售等，解決農民經營經驗不足，缺少技術和市場渠道的問題。合作社負責提供土地和生産經營過程中的各種服務，11個移民村參與資金使用和生産經營的監督管理。

　　作為一個經濟體，土地股份合作社總是要面對市場的。而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企業經營、有效的競爭都並非靠民主決策形成。但是對於土地股份合作來説，由於土地屬於集體所有，甚至像聯潤土地股份合作社那樣，集體在其中佔有明顯的股份，成員的決策權就不能撇在一邊不加考慮了。

　　尤其當跨行業、跨領域的各類農民合作社突破原有的行業主線之後；甚至當外來資本注資入股，土地流轉規模經營，租賃、轉包等使一些相鄰村莊的界限變得模糊之後，鄉村民主管理與市場的邊界又在哪呢？

　　南京農業大學經管學院院長周應恒教授認為，管理決策的維持應體現在分配和集體財産的處分方面。

　　如孟莊及其周邊的那11個移民村一樣，如今廣大鄉村的經濟結構已不同往昔。正如不能對民主與市場的邊界問題視而不見一樣，家庭經營與工商經營的關係也不可避免地擺在了人們面前。尤其在農業生産結構，鄉村社會結構，經濟組織運營方式都不斷變動的時候，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我看到很多工商企業土地流轉規模化，重新佈局，然後專業化分工，讓農民給他打工。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覺得要慎重。”黃祖輝説，“企業來做這個事，專業化分工了，農民你幹一天給你多少錢，這種模式在上游不是很合適的，它的成本控制非常大。還是要家庭經營，這本身也是合作制的一個本原。如果成員都是雇傭關係，就不能叫合作制了。”

　　陳盛偉的顧慮在於，土地由家庭經營到股份合作以後，效率會短期釋放。但是長期經營的話，在目前農業面臨資源約束、勞動力約束、市場約束的情況下，收益增值能不能持續還是個問題。“合作社與農場和大戶相比，哪一個更具有優勢，有待檢驗。”陳盛偉説。

　　很顯然，鄉村大地上各種新的經營形式的出現，並不能成為忽略家庭經營的理由。

　　“從我國‘三農’情況來看，堅持家庭經營這個方向不能動。”山東財經大學農業與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蔚教授説，“即使我們的城鎮化率到75%左右，也還有幾億人要留在農村，還是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生産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堅持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堅持聯産承包責任制這個前提條件下，搞多种經營形式的創新。”

　　山東省政府參事蓋國強也認為，將來農業仍然要以家庭經營為基本形式，這一條也是農業生産的特點，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所決定的。

　　“不要總考慮越大越好，它的基礎單位應該是以家庭為主。在這個基礎上隨著生産力的發展逐步發展多種形式的合作社、農業企業。”蓋國強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