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反腐壓縮了某些官員的權力尋租空間，“積極性”必然會受到影響，便會發生懶政和怠工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除了監督之外，也要拓寬合法激勵的手段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中明確提出要堅決克服行政機關懶政、怠政的行為。如何防範懶政的伴生現象，是廉政建設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從腐敗向廉政轉變過程中會伴生懶政

　　根據政治學者的研究，這個世界上既腐敗又不作為的官員很多，這種情況會將一個國家拖入發展停滯的漩渦。還有一些國家的官員雖然也腐敗，但是做事還算有效率，腐敗竟然成為這些國家較快發展的潤滑劑，是激勵官員“勤政”的一大要素。反之，廉潔水準比較高的政府，行政效率也往往比較高，世界範圍內很難找出官員清廉卻同時慵懶的國家來。潛在的邏輯也很好理解，因為一個對腐敗有高度控制力的政府，必然也有足夠的能力督促它的官員進行高效工作。

　　問題一般發生在從腐敗向廉政轉變的過程中。此時反腐還不夠徹底，相關廉政機制也尚未建立，官員受到反腐震懾之後，原本的尋租空間收縮，腐敗收益減少乃至根除，“積極性”必然會受到影響，便會發生懶政和怠工問題。

　　十八大以來，官員持續處於反腐高壓之下，一些企業家觀察到“官員吃拿卡要確實少了，但不辦事的多了”，有一些地方則發生了“門好進、臉好看，禮不收、事不辦”的現象。

　　這就是典型的廉政變懶政的問題。在諸多學者的研究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的行事效率比較高，官員也樂於積極執政，共同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多年的奇跡。在學者的解釋中，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使用晉陞作為激勵手段，以GDP作為指揮棒，使官員為了追求晉陞而努力推動所轄區域的經濟發展。其他諸如計劃生育、維穩等政策的推行，也通過一票否決等機制，和官員的晉陞掛鉤起來。第二個原因則是中國迅速發展的過程中為官員拓寬了尋租空間，一些官員之所以熱衷於徵地、招商引資、政績工程等活動，就是因為其中存在潛在的腐敗機會。

　　拓寬合法激勵的手段

　　晉陞通道畢竟是有限的，對於沒有晉陞願望的官員來説，這種手段無法形成有效的激勵。事實上現實中也的確存在大量不願意升遷的官員。在缺少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的情況下，對他們來説，尋租空間、灰色福利、權力資源等等方面是激勵他們不懈怠的主要因素。反腐恰恰就是移除和壓縮了官員權力的尋租空間，短時間可能會使他們心理上産生落差，合法的收入一時不足以使他們保持原有的工作熱情。

　　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並且出臺措施進行治理，例如長沙市政府就于去年底出臺了《關於對領導幹部和機關工作人員“有錯無為”、“不在狀態”實施問責的暫行辦法》。但是在經濟學者的研究中，由於資訊不對稱，對員工是否怠工進行監督的成本很高，因此僅靠“嚴防死守”式的監督無法根本上解決問題，還需要配合以一定程度的正面激勵。一個廣為接受的理論是，只有給工人提供高於市場水準的工資，才能依靠監督促使工人不怠工。因此在一些廉潔水準和行政效率都很高的國家，公務員的工資一般等於或高於市場同等類型工作的工資水準。

　　此外，還應該拓寬合法激勵的手段，官員一般大多希望晉陞，但是晉陞激勵總是有限的，因此一些政府把官員區分為事務官和政務官。政務官數量較少，他們在職務上可能得到晉陞，而事務官數量比較多，他們的行政職務可能不變，但是卻可以評定更高的技術等級，獲得更高的工資收入。

　　當然，即使都做到這些，也只能激勵出中規中矩的官員來，而無法培養出開拓進取的官員。要實現後一個目標，恐怕要在執政理念和官員選拔制度上進行更為深化的變革。

　　□葉竹盛（廣東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