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McKinnon，1935-2014）謝世了。

　　幾個星期前，他在舊金山國際機場的一部自動扶梯上摔倒，導致顱腦外傷，于10月1日逝世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米爾斯半島健康服務醫療中心，享年79歲。

　　因為一場意外而至的告別，讓人感到錯愕、惋惜。作為當代金融發展理論的奠基人，麥金農寫出了不少拓荒之作，對經濟學界的影響至為深刻。

　　然而對中國來説，告別麥金農，更像是告別一位老友、一位知音。

　　在他的個人主頁上，麥金農形容自己是“一位應用經濟學家，主要研究領域在於國際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理論，此外，對於轉軌經濟和財政聯邦主義也非常關注。”

　　“他影響了中國金融改革。”

　　曾與麥金農共事的同仁這樣説，“在全世界範圍，他的理論與經驗對中國金融改革的貢獻是最為重要的。”

　　斯人已去，精神與智慧的遺産猶如心中的燈塔般永存。

　　特別是在今天，在中國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征程中，大師的思想與智慧之光，依然會為我們指點迷津、照亮遠方。

　　麥金農走了，我們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

　　數年間，麥金農多次為上海證券報撰寫文章。如今回顧翻閱，他對中國這片東方熱土的關注與思索，躍然紙上。

　　學術上，他關於金融壓制與金融深化的理論，在中國理論界和決策層面都有廣泛認知，對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産生了深刻影響。

　　生活中，他收穫了頗多中國同道、學生和經濟學界的知音。人們難免發出希望他能繼續活躍下去的私念，然而世事難料。

　　大師走了，但他睿智、獨立的目光，依然陪伴我們前行。

　　兩大概念開荒金融秘道

　　麥金農似乎總愛劍走偏鋒。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在知名學府斯坦福，對經濟發展理論有著濃厚興趣。當時發展經濟學的主流觀點認為，缺乏資本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但麥金農卻另辟蹊徑，注意到國內金融體系的成熟度。

　　他帶來了“金融抑制”的概念，認為政府對信貸市場的干預阻礙經濟增長。197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分析了為何當時的主流的經濟學説對通貨膨脹以及信貸機制中的政府干預過度容忍。麥金農指出，如果沒有適當的約束，政客們僅僅只會對那些可以滿足他們需求的信貸流動管理感興趣。

　　這一概念在日後的金融危機中又有了進一步的外延。許多將世界從全球金融危機中拯救出來的步驟都涉及迫使銀行持有更多儲備，或者懲罰他們持有資産以外的政府債券，含蓄地鼓勵他們借錢給政府。伴隨監管者尋求隔絕他們的金融體系向外蔓延，全球金融已支離破碎。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曾經特別將此定義為一種新形式的金融抑制。

　　2013年，麥金農為上證報撰文寫道：作為世界美元本位制的中心，美國陷入趨近零利率陷阱，對中國必然也會産生“金融抑制”。為了阻止熱錢的大量流入，中國貨幣當局被迫維持國內利率低於均衡水準，並保持對資本流入的管制。

　　這部開山之作為其金融發展理論奠定基礎。作為代表性的觀點，“金融深化”這一概念緊接著“金融抑制”誕生。根據這一理論，發展中國家應該通過放鬆利率管制、控制通貨膨脹使利率反映市場對資金的需求水準，恢復金融體系的融資能力。

　　作為一名應用經濟學家，麥金農主要研究領域除了經濟發展理論，還包括理解金融機構和貨幣機構以及轉軌經濟。

　　轉軌經濟的國民設計師

　　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而言，麥金農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名字。他的理論猶如打開未解之謎的鑰匙，為不少陷入困境的經濟體提供了極為有價值的參考。

　　上世紀九十年代，麥金農開始關注轉型中的經濟。在1993年出版的書籍《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金融控制》中，他概述了如何在國內金融及海外貿易中自由化政府政策，以創建更開放的市場。並在去年出版了：《失寵的美元本位制——從佈雷頓森林體系到中國崛起》。著眼于金融危機之後最引人注目的國際貨幣體系困局。

　　有評論認為，對於轉軌國家的金融改革問題，麥金農特別強調金融改革的關鍵是選對改革的次序，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順序，幫助中國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沒有因錯誤次序而付出慘重代價。

　　上世紀末，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令亞洲國家陷入困境。東亞地區的匯率選擇問題就引起了人們的空前關注。麥金農與大野健一合作，寫出了《美元和日元:解決美日兩國的經濟衝突》這本書。在金融風暴期間，除中國外的所有經濟體都不得不進行本幣貶值以應對衝擊。由此，讓匯率更有彈性地浮動或盯住貨幣籃成為外界的主流建議。

　　但是麥金農開出了一個獨特的藥方：完善東亞美元本位，即每個東亞經濟體都盡可能地保持其本幣對美元的匯率穩定，任何一國都不應單方面做出匯率固定或浮動的決策。

　　麥金農認為，通過錨定可靠穩定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將會使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自願依附這個體系。

　　對於中國而言，他更像是一位良師益友。他批評美國政府施壓中國加快人民幣的升值結束兩國之間的貿易失衡。他認為，這種抨擊是匯率貿易平衡這一錯誤理論影響的産物。美國同意逐漸消除財政赤字，同時中國逐漸提高其國內消費。為達到上述目的，兩國可以各自決定自己的稅收和支出組合措施。如今，中國已經開始逐步取消資本管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和開放資本市場的一步。

　　2008年，他在給上證報所寫的文章中指出，一旦擁有可自由兌換貨幣的主要工業化國家（由歐洲央行帶頭）同意採取干預措施來穩固美元地位，同時持有大量美元的新興市場國家（包括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也同意不再將它們的外匯儲備“多元化”為歐元等其他可自由兌換貨幣。如果在穩固美元地位問題上大家缺乏一致共識的話，那麼各國央行（比如歐洲央行）就勢必要通過加大外匯干預力度來顯示其干預效果，但在這種干預策略能否産生效應仍然是難以確認的。

　　他認為，彼此合作才能産生共贏效果。此外，美國（包括歐盟）還必須支援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強勢美元政策，而不是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這樣反而只會起到一種截然相反的效果。

　　有評論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麥金農的金融發展理論影響下，中國利率、匯率以及商業銀行等的金融改革推動了金融自由化，有助於經濟實現快速發展。例如他給出的對症之藥是放開金融管制和資本利率市場化，而這恰恰是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重頭。

　　衝突之中尋找未來課題

　　在最近幾年，麥金農更為關注貨幣的問題。2008年4月，他在上證報寫道：由於美元持續貶值，導致資金外流到一些貨幣更有升值潛力的國家。為避免本幣過快升值及貨幣供給增長過快，這些國家央行不得不干預美元，結果是它們將增加了的美元儲備用來投資美國國債，導致了作為信貸抵押品的美國國債短缺，並間接加劇了美國信貸市場危機。為此，只有重拾強勢美元政策，阻止拋售美元，才是緩解目前美國信貸市場危機的一劑良方。

　　伴隨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在其學術生涯中，麥金農也遇到一件不得不提的事：他曾經和其他22位經濟學家及投資者一起，撰寫聯名信，諫言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等在內的決策者，大規模的資産購買計劃會損害經濟。

　　信中寫道：“我們不同意通脹需要被推高的觀點，並且擔憂，在利率仍接近零水準的時候，又一輪量化寬鬆計劃，會大大扭曲金融市場，並讓美聯儲未來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努力複雜化。”

　　麥金農表示，低利率可能會使“僵屍銀行”及它們的借款人保持活力，相比之下，將壞賬從系統中驅趕出來會對經濟更好。通常而言，債券市場的警衛員們會從不受控制的赤字前景中得到警告，並推高美國的借貸成本，但是他們的努力被美聯儲長期保持低利率抵消了。零利率比推行刺激帶來的危害更大。

　　對於這一舉動，有海外媒體評論稱，當他將實際利率為負診斷為罪人的時候，要知道，這些利率只是被當作拋開貨幣方面考慮的獨立政策工具在使用。麥金農認為在美國，它們會導致通脹、扭曲銀行系統並降低信貸，他呼籲更高的利率。事實上，通脹從未起飛，而銀行信貸的降低不是因為不盈利的貸款，而是缺乏需求和監管約束。去年開始，貸款需求已經隨著經濟復蘇而反彈。

　　儘管如此，麥金農對經濟的貢獻仍舊為眾人所銘記。威廉·莫裏斯在《烏有鄉消息》中提到，人們多半是在動蕩、鬥爭和混亂的時期才會非常關心歷史，而在一個平等安樂的社會中，人們更願意研究類似于食物之間因果關聯等問題。

　　當世界經濟剛剛從金融風暴和債務危機中逐漸走出，這些危機時期的思考讓那些黑暗歷歷在目，未來的世界需要從中得到借鑒和安撫，這些哲思，是幫助金融世界走過變革的一段路程，也是那個屬於麥金農的時代在生命之外的延續。

　　羅納德·麥金農

　　1935年10月出生於加拿大阿爾伯塔省省會埃德蒙頓。1956年，他從阿爾伯塔大學拿到學士學位，4年後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那一年夏天，他在加拿大皇家空軍服役。1961年加入斯坦福大學，成為一名經濟學助理教授，5年後被授予終身學位。2005年被授予榮譽教授。

　　身為當代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他長期執教于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係，自1984年至2014年一直擔任該係W·D. 依貝爾國際經濟學教授。作為一位應用經濟學家，其主要研究領域在於國際經濟學和經濟發展理論，此外，對於轉軌經濟和財政聯邦主義也非常關注。

　　他是首先將金融抑製作為成功的經濟發展一個重大障礙分析的先驅之一，他的同事將其在斯坦福的歲月稱其為“知識巨人”。

　　他還是轉軌國家的總設計師，他所提出的“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和固定匯率安排等學術思想對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産生了深遠影響。？ （記者 王宙潔 ○編輯 秦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