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的精神支柱是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因為有理性主義，所以他才能夠認同主流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因為有人道主義，所以他不僅僅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經濟學家

　　余永定檔案

　　余永定，1948年11月生，廣東臺山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199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並獲國家特殊津貼，1998年任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2000年當選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2004－2006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2010年1月-至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教育經歷

　　1962年-1965年北京四中

　　1965年-1969年北京科學技術學校

　　1988年-1994年7月牛津大學博士

　　主要研究領域：余永定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和世界經濟。主要學術專長是西方現代經濟理論。被海外媒體譽為“美元殺手”，對國際資本市場深具影響力。多年來一直呼籲央行減持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産，並因此多次導致國際市場上美元匯率走弱。是受到政策界、經濟界和學術界尊敬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也是中國政府在國際經濟政策領域的重要智囊。

　　老余是中國經濟學界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知道他的人對他無不推崇備至，可惜知道他的人太少了。有一回我到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一位副院長，也是經濟學界非常活躍的人物，居然不知道余永定是誰。這要怪只能怪老余自己，他執意不肯接受媒體採訪。他曾經跟電視臺記者説，要是讓我上電視講自己的話，你們肯定聽不懂，要是我講的話你們都能聽得懂，那還要我去講幹什麼。

　　孤獨的登山者

　　老余1948年出生，祖籍是廣東人。我和他去深圳出差曾經聽他跟人洋洋得意地講過粵語。我不懂粵語，也無從判斷他講得怎麼樣，估計別人也不會告訴他粵語講得已經不地道了。老余從小長在北京，家庭是典型的書香門第。1965年他畢業于北京四中。之後就趕上“文化大革命”，到北京科技技術學校學習無線電。從技校畢業，在北京重型機械製造廠當了10年工人，一邊開機床一邊思考哲學問題。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向社會招考研究人員，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當時他提交的應試材料中，有一份翻譯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當年的元老們如仇啟華、浦山等對老余非常讚賞。順便説一句，我覺得浦山的風格在老余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們的老所長浦山教授原來是哈佛大學的博士，列昂惕夫的高足，克萊因的同窗。但是，浦山這位當年的美國共産黨員還是毅然回國，默默無聞地為中國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也在政治動蕩中蹉跎了許多寶貴的歲月。但是他矢志不渝，從未後悔過自己的選擇。在黑夜中見到過燈塔的光芒之後，誰還會在乎螢火蟲的那一點點亮光？

　　1983年至1986年，老余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讀完了碩士學位，他的導師是弗理德曼的中國弟子羅承熙教授。1989年，老余到了牛津大學，先做訪問學者，然後留下來讀碩士和博士。1994年老余在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獲得了博士學位，當時他已經46歲了，而驀然回首，他在經濟學這條崎嶇山路上已經攀登了將近20年。老余從1975年就開始學習經濟學。我在他1976年的讀書筆記中找到了拉姆齊模型。翻閱老余的文集的初稿，給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一個孤獨登山者的身影。學習經濟學的動機和目的有很多，但是學習經濟學是為了將自己從非理性的夢魘中拯救出來，這可能只有在那個獨特的時代才有。老余在20歲的時候就給自己制訂了一生的讀書計劃，他本來是讀哲學，讀黑格爾的辯證法，然後想學語義學，同時在看《資本論》，最後才接近了邏輯實證主義，並一步步走近了經濟學。後來的學生能夠騎著數學的快馬，迅速地佔領經濟學的前沿陣地，但是，他們對經濟學的理解永遠不會像老余這一代人那樣刻骨銘心。

　　跨越門戶之爭

　　但是這一代人的悲劇恰恰在此。他們從思想的墳墓中爬出來，才能感受到自由空氣的可貴。但是，這種體會卻是無法與別人溝通的，因為別人都把自由的空氣視為理所當然。他們仍然習慣性地站在比較昏暗的地方，瞇縫著眼睛看在陽光中嬉戲的孩子，或許有幾分欣慰和自豪，又或許還摻雜了幾分嫉妒和失落。他們的悲劇在於，從學術進步的角度來説，他們當時的許多努力無非是證明不言自明的道理。比如老余早年的代表作《談談學習問題》，講應該全面地學習全人類的知識。它的時代背景在於當時號召的是讀老三篇，要把90％的時間用於學習毛選。此文一齣，不脛而走，由於傳抄的範圍太廣，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結果把老余關了10個月，要他交出底稿。老余死活不承認，他的朋友們也沒有一個出賣他的，最後只得把他放出來。歷史的發展如此富有戲劇性，短短20年前的文章到現在就已經成了必須加上註釋才能讀懂的歷史文獻。這篇文章像是全文摘抄馬恩列毛語錄，這也是當時的風格，那就是必須把自己藏起來説話。老余對此非常拿手，他是當年的學毛選標兵，現在開會講話，有時候還會在不經意的時候冒出來一段毛主席語錄。

　　老余自己講他的精神支柱是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因為有理性主義，所以他才能夠認同主流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老余非常重視方法論，每年總要給研究生和所裏的研究人員開這方面的講座。這種對方法論的偏好可能來自於他的自學經歷，沒有正確的方法論，自我修煉多半會走火入魔。老余找到理性主義也是多次碰壁之後才體悟的，這段經歷也有好處，老余讀的書很多，學習經濟學的時候對經濟學的文獻掌握得很多，以至於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的導師都甘拜下風。因為有人道主義，所以他不僅僅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而且是一個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和許多當紅的經濟學家不一樣，老余交了不少下崗工人朋友。他自己在學問的追求上是近乎苛刻的完美主義，對那幫主流經濟學家的東西也經常百般挑剔，但對所謂的新左派，卻總是樂呵呵地聽他們隨便怎麼講，表現出少見的寬容。他同情弱者，尊重長者，關心普通人的生活，提攜後學不遺餘力，但是對所謂的權威卻往往不買賬。老余在國外交遊甚廣，但他不像一般的“海龜派”天天往美國跑，反而結交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像馬來西亞的Martin和Kohn，Jomo等。

　　讓貧窮閃耀光芒

　　老余在所裏的人緣很好。這是因為：第一，他為人正直，沒有私心。給他幹活的人，他從來不會給額外的好處，但給他幹活的人從來不會有怨言。這就是人格的魅力。第二，他是個洋溢著理想主義的人。他在所裏的施政演講極富煽動性，總是講得大家熱血沸騰，願意和他一起，不僅僅到所裏上班，而且是到所裏幹一番事業。第三，他非常和善，沒有架子，你叫他余所長他不知道你是在跟誰説話，叫他老余，他就高興得咧嘴笑。和所有的書獃子一樣，他的軼聞非常之多，一邊工作一邊蒐集他的笑話，也是件蠻愜意的事情。

　　我從老余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唯獨沒有學到他的那種讓貧窮閃耀光芒的理想主義。老余很窮。他是自始至終的窮。沒有做所長之前，老余還有時間在研究生院教課，貼補一些家用。本來他們家的開銷並不大，但是他的寶貝兒子參加了一個很棒的合唱團，經常到世界各地演出，有時候出國演出還需要家裏承擔些費用。於是，只要兒子要出國了，老余就該夾著皮包去講課了。當了所長之後，他的收入狀況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善。院裏給所長們分房，別人慫恿老余趁此機會把新房子好好裝修一下，説得老余也有些動心。但是裝修到一半，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老余的錢不夠了，只得請朋友給他先墊上。老余總是勸我們要安於清貧，每聽到這些話，我的心裏便黯然神傷。我知道像老余這樣至今仍然保持著20歲時候的執著和理想的經濟學家是越來越少了，像他這樣貧窮的經濟學家也越來越少了。我黯然神傷，還因為我清醒地認識到，指望老余改善我的物質生存狀況是沒戲了。未來的學者或許不再需要像我們這樣從睜開眼的那一瞬間便為養家糊口奔波，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和老余一樣，我們這一代人同樣需要拯救自己，只不過不是從非理性的夢魘中，而是從困窘的陰影中拯救自己。所以，我明知道老余看到這篇我寫他的文章會不太高興，會説我不務正業，但我仍然要寫出來賺點稿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