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通訊

　　勇士自疆場歸來

　　——追記“兩彈一星”元勳、著名火箭與導彈技術專家黃緯祿院士

　　他的生活，原本離我們很遠。

　　在鄉村城市大街小巷，人們享受著生活，似乎沒有必要去了解他，認識他，記住他。

　　他活著時，也從沒想過讓人們記住他。所在單位宣傳幹事輾轉找他採訪時，他總是婉拒，他説成績不屬於他，屬於整個團隊。

　　他的一生，活在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他是一介書生，用自己的畢生智慧和心血，矢志報國、忠貞不渝；他更是一位勇士，幾十年默默為國鑄造“神劍”，守衛和平，護佑家園。

　　兩個半月前，他走了，永遠離開了他的“戰場”。

　　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前，社會各界兩千多人來為他送行，人們鞠躬、敬禮，眼噙熱淚。長長的弔唁隊伍，排頭打出“雷震海天”，是在向他的一生致敬，更是後來者的接力前行！

　　他是“兩彈一星”元勳，著名火箭與導彈技術專家黃緯祿院士。

　　有一種信仰，深入骨髓、矢志不渝

　　擺在記者面前的是兩張黑白照片，一張照片上，28歲的他在英國求學，西裝革履、英姿勃發、春風得意；另一張照片上，晚年的他面容慈祥、笑容和藹、目光清澈。

　　逝去的青春，在兩張照片間靜靜流淌。也許在最初的歲月，他並不曾想到，最終會選擇將生命和導彈緊緊相連，去擔負一個國家和民族沉甸甸的責任和希望。

　　20世紀30年代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使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一艘沿長江逆流直上的客船上，年輕的黃緯祿久久站立在甲板上，眺望滾滾而下的長江流水和兩岸青山，心情沉重，激憤難平：泱泱大國被人欺負，這究竟是為什麼，怎麼做才能振興民族，洗凈屈辱？

　　多年後，黃緯祿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最初的抱負：尋找一條可以使風雨飄搖的祖國擺脫貧窮、走向富強的道路。為此，他選擇了出國深造、科學救國。

　　1947年，從英國倫敦大學無線電專業碩士畢業的他，本可以憑藉豐厚的待遇留在國外，但他毅然回國。那時，國內內亂頻起、民生凋敝。

　　生我養我的祖國啊，積貧積弱的祖國啊，我能為你做點什麼？歸國的輪船上，黃緯祿的心情激動而又沉重。

　　回到國內，面對周圍伸向自己的橄欖枝，原本可以選擇做一個象牙塔裏避世的副教授，他卻一次次想起長江客船上的追問，並最終選擇投身實業救國，到無線電研究所任職。

　　人生有太多的“也許”，但在黃緯祿的人生字典裏，所有的“也許”都服務一個信念，那就是“祖國利益至上”。

　　1956年，北京，春寒料峭，在中南海的報告會上，黃緯祿聽到錢學森關於建議“兩彈”為主體的國防體系的報告，內心深處再次觸動。他想：新生的中國受欺負，啥時中國人自己有導彈、原子彈，腰桿子就能挺直了！

　　隨後，國家決定把一些從事科研工作時間較長、工作和導彈有些關聯的人員調入國防部五院，黃緯祿被抽調進入五院二分院，並擔任控制系統負責人，從此走上導彈研製之旅。

　　1960年11月，中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實現了我國軍事裝備史上導彈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東風二號取得圓滿成功，翻開了我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製的新一頁！

　　1966年10月27日，中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在核子試驗預定地點成功爆炸，震驚了世界！

　　在此期間，黃緯祿積極參加了我國“八年四彈”等重大規劃的制定，為我國導彈事業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學習、研究、探討……在陌生的領域裏，他毫不畏懼。然而，就在事業如火如荼開展時，“文革”發生了。

　　作為技術專家，黃緯祿被扣上“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迫“靠邊站”。

　　即便如此，他仍然堅守著心中的信念。他在日記本上抄下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縱使世界給我珍寶和榮譽，我也不願離開我的祖國。縱使我的祖國在恥辱中，我還是喜歡、熱愛、祝福我的祖國”。

　　那時，他每天堅持到工作現場去，給大家倒茶水、送儀器。幹雜活時，就幫著作試驗記錄，有時把自己看到的、覺得不妥的問題帶回家偷偷計算，再把結果告訴當時有發言權的年輕人。

　　1970年初，黃緯祿迎來了事業的春天，他被安排到地(潛)地固體導彈總體部當主任，他加倍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于1982年研製出我國第一枚潛地固體導彈——“巨浪一號”，使我國具有了二次核打擊能力。

　　他和導彈打了大半輩子交道，晚年的病床上，有人去看他，他還説：“假如還有來生，我還要搞導彈……”

　　為什麼他這麼愛導彈？

　　秘書呂慧英告訴記者，他不只是愛導彈，而是愛航太愛國家。晚年時他一直念叨著要看三件事：奧運會、世博會和兩岸和平。

　　“只要有中國參加的國際賽事，黃老都要看，有一次我一大早就接到他的電話，他説中國跳水隊又得冠軍了，興奮得像個孩子。”呂慧英説。

　　有一種奉獻，默默無聞、無私無畏

　　永定路，地處北京城的西邊，與八寶山僅相距幾公里。

　　黃緯祿從調入二分院的那一刻起，就和戰友們立下了“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寶山”的誓言。

　　控制系統好比導彈的大腦和神經中樞，導彈飛得穩、打得準全靠它的性能。黃緯祿帶領一幫毫無導彈知識的大學生一起搞導彈，一切都從零開始，創業的艱難可想而知。

　　邊幹邊學！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他鼓勵大家：“要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向上爬，上一個臺階就離山頂更近一步。只要堅持不懈地往上爬，就可以爬到山頂。”

　　中國導彈研製是從仿製開始的。但是正當仿製工作進入關鍵時刻，蘇聯撤走全部專家，航太人的“徒步攀登”註定只能靠自力更生。

　　儘管此前成功仿製出我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但在此基礎上我國自行設計的東風二號，卻遭遇挫折。

　　發射幾秒後，導彈出現了較大的擺動和滾動，然後是發動機起火，21秒時導彈失控，69秒後導彈墜毀……

　　壓力讓黃緯祿窒息得難受：導彈控制系統的問題出在哪，是不是起飛的一瞬間就失靈了，和發動機起火有沒有關係……千頭萬緒的問題一齊湧來，他的情緒十分低落。

　　因為工作保密的原因，航太人一直奉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準則，即便長年生活在與科研樓一墻之隔的家屬區，家人對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也是一無所知。面對各種壓力，黃緯祿只能一個人默默承受。

　　晚年時的黃緯祿回憶起來仍然感慨，東風二號的工作人員辛辛苦苦這麼長的時間，結果弄出的這個寶貝，卻失敗了，大家非常痛心。“但失敗也不可悲，往往從失敗中取得的教訓，比成功取得的經驗還要寶貴。更重要的是，學費不能白交！”

　　發射場“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晝夜溫差大，風吹石頭跑”。長達7個多月的嚴冬讓人望而卻步，一年中最冷到零下34攝氏度，酷暑最熱時達43攝氏度。

　　有一次他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發高燒。晚上試驗隊加班，同志們囑咐他好好休息，可等大家走後他一個人摸黑步行一公里又趕到了加班現場。

　　“黃總，您怎麼又來了？不是答應好好睡一覺嗎？”

　　“我睡不著，還不如來看看，心裏踏實！”

　　“黃總您回去吧，您是不是對我們不放心啊，我們肯定不偷懶。”

　　“來都來了，就讓我們一塊吧。”

　　軟磨也好，硬泡也好，他就是不回去。試驗隊另外一位領導無奈地搖頭説：“黃總吶，我們可真拿你沒辦法！”

　　只要提起工作，天大的困難，他都要克服。

　　航太科工二院原副院長、黃老的同事王文超回憶，酷暑季節，“巨浪一號”在南京長江大橋做試驗，導彈殼體內溫度高達50多攝氏度，快60歲的黃緯祿堅持進入殼體，手背還受了傷。

　　對父親工作知之甚少的黃道群，至今都記得試驗後看到回到北京的父親：“他身上幾乎長滿了痱子，癢得實在受不了時就乾脆泡在涼水裏。”

　　海軍某試驗基地高級工程師、部隊參試人員黃莉亞向記者回憶起一件事時，忍不住淚水漣漣。“有一次部隊搞了一個訓練項目要做鑒定，本來我準備了書面材料交給他，沒想到87歲高齡的他一聽説這事特高興，一定要堅持親自來現場，這是他最後一次出京。當時官兵都很激動，很受鼓舞，大家從沒想到能請得動這樣一位大科學家。”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黃緯祿等人“兩彈一星”功勳獎章，那年，他83歲。獲得黨和人民的肯定，是莫大的榮耀，但由於工作的保密性，即便是獲獎，也極少在公眾面前露面。

　　有一種責任，一諾千金、一往無前

　　20世紀60年代我國發展導彈核潛艇已經勢在必行，被列為當時國防科研“三抓”工程之一。

　　如果説液體導彈曾經從蘇聯得到一些借鑒，固體導彈則沒有任何資料和圖紙以及仿製品，起點高、技術難度大，加之要重點解決潛地導彈水下發射技術等難題，這對中國導彈研製隊伍來説，是個嚴峻的考驗。

　　一紙調令，黃緯祿從液體導彈研製崗位調任固體導彈型號總體部任主任。他憑藉在技術上的影響和個人魅力，組建起了一支固體導彈研製隊伍。

　　54歲的他重新開始學習，這次他的老師是他的下屬。

　　航太科工四院型號總設計師，曾任“巨浪一號”副總設計師的侯世明，從黃老調入就一直和他共事，向記者回憶説，當時黃老很刻苦，主動找大家聊天，説自己是搞導彈控制系統的，對總體很不熟悉，請同志們把他當小學生一樣教起，請大家多幫助。

　　“黃總很謙虛，不論大事小事都很動腦筋，思維很敏捷。”侯世明回憶説，黃總剛去時，院裏要開展一次地球旋轉對射程影響的計算，當時計算量很大，需要請計算站算參數指標等。他把計算的任務書交給了黃總，按例領導簽完字計算站就開始執行任務。黃總看了半天，就問：“這個我也不太懂，但你看這個算一半行不行？”

　　“他這麼一説，我就明白了，地球是對稱的，計算南緯35度和北緯35度是一樣的，一下子計算工作量就減少了一半。”侯世明説。

　　黃總常説，導彈是一門綜合技術，任何一個技術權威都不可能樣樣精通。即便是領導者，也必須先當學生，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問，問明白以後就懂了。很快，他便成為總體設計的內行。

　　成功的道路上總是充滿艱辛。

　　在開展固體導彈正式試驗前，我國已經向全世界發佈了某公海海域的禁航報告。

　　然而，頭一發導彈發射失利了。

　　壓力像大山一樣壓在大家心頭。問題分析會氣氛緊張。

　　“我是總設計師，我來負主要責任！”黃緯祿挺身而出。大家望著連續幾天徹夜無眠、滿眼血絲的總設計師，多少委屈煙消雲散，眼含熱淚埋頭搜尋原因、解決問題。

　　問題解決了，第二發導彈是否打，何時打還要等上級的指示。這時距離國家發佈的禁航結束時間不遠了，有些同志卻還有疑慮。

　　黃緯祿又迅速回顧了試驗各個關鍵環節，週密思考後，向北京報告：“發射條件已經具備，不宜推遲，建議按時發射，不再延期。”之後，北京回答：“我們尊重第一線同志的意見。”

　　1982年10月12日，當發射按鈕按下去，渤海海面上，一條噴火的蛟龍躍出水面，直衝藍天，沖天的水柱化作層層水簾，尾部橘紅色的火焰染紅了天與地……

　　十分鐘之後，喇叭裏傳來令人振奮的聲音：“末區發現目標！”“彈頭命中預定海域！”

　　這次發射標誌著我國具有了二次核打擊能力，使中國人的腰桿在國際上挺得更硬、更直！

　　可是成功的背後，是頂著巨大壓力的黃緯祿忍耐著巨大病痛的折磨。到醫院檢查時，醫生十分詫異，這個消瘦的人到底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會落得一身的病：十二指腸球部潰瘍、輸尿管結石、心臟病……

　　那一年，66歲的黃緯祿由於過度操勞，體重減了22斤。人們説，黃老是剜下自己的血肉，補在導彈上了！

　　幹導彈事業，總是意味著高風險、高壓力。參加“巨浪一號”核潛艇試驗的侯世明告訴記者，每次出海試驗前，試驗隊員都到碼頭列隊。當時黃總就把他單獨叫出來，連連囑咐：“現場出了什麼問題，少彙報，大膽做主！該做什麼做什麼，出了問題我來承擔！”

　　在遭受連續失利的重大挫折後，1988年，“巨浪一號”發射取得圓滿成功，黃老一到時任院黨委書記的王可立面前便喊著“罪臣向你報到！”“當時看到年邁的黃老這樣，我的眼淚都差點掉下來，慌忙扶住他，對他説，您哪是罪臣，您是我們的大功臣啊！”王可立告訴記者，現在想想，黃老當時要承擔多大的壓力和責任啊！

　　有數據顯示，“巨浪一號”研製工作的單位共有109個，3萬多人，涉及全國19個省市、10個工業部門。由於導彈武器研製的系統複雜性，加上大家都沒有研製經驗，從技術到人員到産品再到時間節點，如果沒有精準的統籌兼顧和協調管理，根本無法完成。

　　一度，大家在會上發生爭論，拍桌子大嗓門問題依然解決不了。由於首次研製心裏沒底，看似簡單的一個指標，每家單位都留足自己的余量，結果導致總體上銜接困難。

　　“科技人員因技術問題發生意見分歧，一方完全有道理，一方完全沒有道理的情況幾乎是沒有的。”緊要關頭，黃緯祿召開首次總師擴大會，他靜靜地聽完各方意見，要求大家全都把余量拿出來，再分散難點。“這樣的風險要共同來承擔，不能出了問題相互埋怨、指責。”他説。

　　黃老所倡導的“有問題共同商量、有困難共同克服、有餘量共同掌握、有風險共同承擔”的“四共同”原則，如今已經成為航太系統工程管理思想在實踐應用中的“金科玉律”，成為航太系統工程協同工作、解決問題的法寶。

　　有一種情懷，大愛無言、下自成蹊

　　幹的是國防大事，可對家裏，黃緯祿顧不上太多，對妻子、對家人有太多的愧疚。

　　妻子劉漢菊早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後留校任教，因配合他的工作轉行。平時，她承擔了家裏全部家務。

　　2000年3月，妻子忍受著肺癌的痛苦，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妻子去世前一天，説自己的腳疼得難受，黃緯祿搬來凳子坐在妻子床前，用雙手為妻子搓腳，默默地搓了幾個小時，不言不語……

　　“文革”受牽連的大女兒只有初中一年級文化水準，距離女兒參加成人高考50多天，他每晚都要給女兒補習功課。有一陣子在京西賓館開會，每天中午他利用午休時間騎自行車回家，給女兒講上20分鐘，隨便扒上幾口飯便又匆匆騎車返回賓館開會。

　　“父親對家人的愛是樸實的，他對周圍人的愛同樣深沉。”黃道群説，有一次父親聽説從前的一個秘書生病了，愣是走過去爬樓去看望秘書，讓秘書感動不已。

　　“文革”時，單位裏一個女技術人員懷孕了仍然住在集體宿舍，跑來哭訴，當時黃緯祿已經“靠邊站”了，管不了她的事，可是仍然騰出家裏的房子，讓她住進來。“女同志一家一直住了好幾年，直到工作調動才搬出我們家。”女兒説。

　　他尊重身邊的每一個人。呂慧英説，作為技術領導，黃老在開會時擔心上廁所耽誤聽大家發言，他會在會議前一個小時就不再喝水。黃老在作會議發言時，秘書不用幫他準備發言稿。“黃老會聚精會神地聽會，並結合會上的問題有針對性地發言，大家聽了都心悅誠服。”

　　晚年時，他的家有時就成了辦公室和課堂。航太系統的技術專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企事業單位的團員青年、試驗基地的軍官士兵、附近學校的老師學生、外地的求學人士紛紛前來求教……

　　“每次有人來，雖然父親身體很虛弱，他都會讓我們提前幫他穿戴整齊，他一定要以最好的姿態接待客人。”黃道群告訴記者，“去年，有一個外地來京的大學生暑期‘兩彈一星’紅色夏令營的師生前來拜訪。當時父親視力很差，手也抖得厲害，在我的幫助下，他顫顫巍巍地寫下了‘弘揚兩彈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復興重擔’的寄語，這也成了父親最後的絕筆。”

　　讓他牽掛最多的還是導彈事業。每有重大試驗或關鍵節點，黃緯祿還常常親臨一線，甚至遠赴試驗基地，現場指導。同時，黃老一直關心航太事業發展，積極參與載人航太和嫦娥工程論證，獻計獻策，發揮餘力。

　　“黃老密切關注型號發展，他是想知道的多，想了解的多。如果聽到順利，他打心眼裏高興。如果遇到不順利，他就會動腦筋，絞盡腦汁幫大家出主意。”侯世明説。

　　黃老逝世前幾個月，中國航太科工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許達哲前往探望，病床上的黃老了解到導彈的最新研製成果，連連説：“你們幹得比我好！希望在你們身上！”

　　2011年11月23日，他永遠閉上了雙眼。

　　這一天，茫茫戈壁、萬里海疆等不來勇士的再次造訪。

　　然而，勇士自疆場歸來，步伐穩健而堅定，笑容安詳而溫情。在勇士戰鬥過的地方，無論是狂風走沙、條件艱苦的試驗基地，還是燈火通明、刻苦鑽研的科研場所，神劍靜靜佇立，紅旗久久飄揚！

　　勇士歸來，千萬將士止戈沙場，億萬百姓共用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