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歐元區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升幅為0.3%，至此，歐元區通脹率跌至五年低點，這一數值徹底將歐元區逼到了“死角”。最近一次貨幣政策會議“咬牙”承諾在本月祭出的購買資産抵押債券（ABS）的長期再融資計劃還未執行便再遭質疑，市場催促歐洲央行不要在資産購買規模上“糾結”，乾脆推出全面量化寬鬆這個“終極武器”以觀療效。

　　然而，只要執行全面量化寬鬆就可以為歐元區除掉通縮風險的“毒瘤”嗎？市場其實沒信心。

　　事實是，在情勢和市場的“逼迫”下，歐央行行長德拉吉早已松了“全面寬鬆”的口，表示“願意盡一切努力”，可市場的反應是：截至當地時間10月16日，歐洲股市已連續8天走低，創出2003年以來最長連跌紀錄。歐洲斯托克600指數下跌0.5%至309.79點，創出今年最低水準。

　　眾口難調

　　為何剛甩掉債務問題，就又踏入通貨緊縮泥淖？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歐洲部副主任姚鈴認為，癥結是歐元區經濟增長動力嚴重不足。

　　一直以來，歐元區經濟增長動力來源依靠兩個途徑：區內和區外貿易投資。

　　從區內需求上看，姚鈴分析，為應對債務問題，歐元區緊縮財政，大力削減公共開支，導致區域內失業率上升，政府投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等項目建設不能開工，歐元區區內貿易及資本流動進入冰點，至今難有暖意。

　　從區外需求上看，姚鈴指出，債務危機期間，儘管歐元區經濟增長有限，可依靠當時全球其他經濟體推出的經濟刺激政策帶動出口，比如中國的4萬億人民幣刺激計劃和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等，還有德國經濟一枝獨秀，托著債務危機期間的歐元區經濟發展。

　　如今，歐元區雖然少了債務問題羈絆，但美國在逐步退出量化寬鬆政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增速也在放緩，“外部市場無法給予歐元區經濟有力支援了”，姚鈴説，更值得關注的是，虛弱的歐元區經濟竟又意外遭受了烏克蘭危機的打擊，結果經濟“火車頭”德國徹底熄火，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通縮陰雲應時而至。

　　那麼同是“大病初愈”，為何獨是歐元區被通縮問題纏擾？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王朔認為，這裡必須要提到歐元區的成員國體制問題。

　　王朔表示，不同於美國甚至英國，他們擁有獨立的財政貨幣機構，可以根據國內經濟增長情況，及時有針對性地切換政策緊縮和刺激的節奏。歐元區區內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準不均，階段不同，決策機構不僅很難做出適合每個經濟體經濟發展的有效政策，即使有所決議，又要18個成員國全票通過方能執行，眾口難調，相互牽絆，經濟也就停滯不前。

　　指日“難”待

　　目前，面對通縮風險，歐元區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全面寬鬆：注入流動性，刺激區內經濟。可現實是，這一辦法並不可行。

　　因為正如王朔所言，歐元區其實“不差錢”，問題是資金都停留在銀行和國債市場而不願且不能進入經濟迴圈之中。一方面，由於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不確定，銀行對不良資産評估謹慎，惜貸；另一方面，企業自身也沒有在惡劣經濟增長環境下擴大生産的意願。進行定向再融資操作顯然無法破除這一惡性迴圈。

　　在此背景下，姚鈴認為，必須儘快激活德國、法國等歐元區經濟“領頭羊”的活力，給予市場和企業絕對的信心。結果，癥結重新回到歐元區體制協調問題上。

　　原來，按照姚鈴分析，此時的德國需要經濟刺激，需要增加投資計劃，發展新技術，引領新一輪增長；法國則需要儘快進行國內結構改革和緊縮財政。“就這兩個領頭羊的利益都無法調和，還怎麼談整個歐元區？”

　　於是，王朔指出，寬鬆不是辦法，僅靠貨幣政策應對包括通縮在內的經濟風險未免勢單力薄，只有儘快解決歐元區決策體制機制統一的問題，才能一勞永逸。不過體制結構的改變註定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尤其當前經濟還如此疲軟，這個過程就更難推進。

　　王朔説：“對現在的歐元區而言，等待美國、新興市場復蘇，然後通過出口這一途徑為歐元區經濟注入增長活力反而更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