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秀華

　　■樂享悅讀

　　偉大的文學作品，往往是一部社會生活的斷代史。它不僅讓我們領略到人性的多樣性，也會經常將遙遠的過去做某一局部的回放。有時，大作家們解剖刀一樣的筆也會觸及科學。

　　在前蘇聯東部的一個城市中，有一所當地最好的腫瘤醫院。這裡就是諾貝爾文學家獲得者、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筆下的《癌病房》。

　　多數病人將渺茫的希望寄託在醫生身上，但並不是每個人都由衷地信任醫生。先是一直享受特權的政府官員魯薩諾夫要求醫生特殊關照，未能如願後拒絕接受化療。接著，曾接受過良好教育的被流放者科斯托格洛托夫和東佐娃醫生辯論放療的合理性。

　　作為X診斷和X射線放療方面的頂尖專家之一，東佐娃醫生“總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她一向認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殘缺都是值得的。”她以醫學權威的口氣回應道，“科斯托格洛托夫！12次X光照射使您起死回生，可您怎麼竟敢對放射治療本身倒打一耙？”

　　在當時，“X光照射被認為是最見效的、絕對可靠的治療方式，是現代醫學技術取得的輝煌成就，假如給勞動者治病不採用這種技術而另找別種相應的或迂迴的途徑，那簡直就會被認為是思想落後，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壞。”

　　然而內心中，東佐娃醫生已經産生些許懷疑。她發現“有些病人10年、15年前經過大照射量的X光治療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輝煌的療效，而現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現壞死和畸形。”

　　她的內心開始糾結。

　　一會兒，她為自己辯護，“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為了治療惡性腫瘤，那就無怨可訴，是迫不得已……今天，帶著殘疾找到府來的病人應該明白，這是他為自己已經額外度過的歲月以及尚可度過的餘年所付出的代價”。

　　一會兒，她又自責，“現在，這些孩子已長大了，變成男女青年，但卻帶著無法挽回的殘疾來求醫……”“……誰也無法從他的骨頭裏把過去照的射線抽回去”。

　　小説的最後，東佐娃發現自己患了癌症。從醫的幾十年，她太崇拜太信賴X射線，幾乎不注意防護。

　　時至今日，醫生面臨的職業困境仍是有限的醫療手段和千變萬化的病情之間的矛盾。身體素質、基礎疾病的差異，讓同一疾病的臨床表現總是多少有些差異。經驗仍是醫學實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東佐娃醫生對X射線在理性之外還有一種信賴。這種信賴來自於她多年的臨床經驗，她親眼看到放療後病人的腫瘤縮小了。但是信賴並不是迷信，東佐娃開始了反思。

　　在《癌病房》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現代醫學的質疑者。他向患者傳遞著癌症治療的偏方秘方。他迷信著一種“樺樹菌”，私下服用“伊賽克湖草根”。後者就是劇毒的烏頭酒精溶液，是中藥附子的地上植株。這是對現代醫學的一種不信任。這種不信任蔓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病人們目睹了死亡，在恐懼中加劇了對現代醫學的懷疑，繼而對醫生也會産生懷疑。當出現病人死亡的情況下，審判醫生也就成為了必然。

　　小説中有這麼個情節，外科主任列夫-列昂尼多維奇出席了一次針對醫生的審判大會。起因是“一個男孩因腸套結發生梗阻，需要開刀。手術做了。孩子活了幾天，已經能做遊戲！忽然又發生局部梗阻，結果孩子死了。”病人家長把死因歸咎於“白大褂的犯罪態度！”“給孩子把被子都蓋得歪斜了”，也成為醫生“害死”病人的一個證據。

　　列夫-列昂尼多維奇慷慨陳詞：“你們以為醫療錯誤容易發生，而審判錯誤就不容易發生是不是？！要知道，這一事故應是科學分析的課題，而決不是審判的對象！應當只把醫生們召集起來，進行專業性質的科學分析，無須他人參加。……我們的全部工作都應是建立在對我們信任的基礎上，母親應當信任地把孩子託付給我們，而不是到審判庭上來作證！”

　　醫療總是避免不了死亡。任何治療手段，總是有利有弊，無法完全避免副作用和後遺症。對於這些非圓滿的結果，醫生能從理性上接受，病人和家屬卻做不到，這種差異成為了醫患關係惡化的催化劑。審判醫生也就成為了必然。審判之所以出現，一個重要因素在於社會對醫務工作的專業性缺乏應有的尊重和信任，隨意的誤解和刻意的侮辱即接踵而至。

　　這些前蘇聯醫生在20世紀50年代所面臨的問題，今天也在為中國的醫生所經歷，類似的事件也常見諸於報端。可見，優秀的文學作品總是能超越時空，喚起更多的人性共鳴。

　　1970年，索爾仁尼琴獲得“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獲諾貝爾文學獎。而科學技術的良性發展，將永遠離不開道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