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楊軍雄

　　通訊員 鄢鳴 盧偉星

　　工業化、城市化領先的浙江，同樣沒有讓鄉村落後、農民落伍。無論你馳騁在浙北平原，還是跨越浙中盆地，或者穿梭于浙南連綿的山區，到處可以看到成片的現代農業基地、漂亮的農家別墅和充滿希望的農民兄弟。

　　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連續29年領跑全國省區，扶貧標準全國最高省份，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收入差距全國最小省份之一……

　　人們不禁會問：“七山一水兩分田”的浙江是如何衝破重重體制障礙，成功規避“這邊高樓大廈、那邊棚戶連片，這群人腰纏萬貫、那群人溫飽不濟”的發展“陷阱”，實現城鄉攜手共奔現代化的？

　　新理念：

　　從解決溫飽到縮小差距

　　蒼南縣岱嶺畬族鄉富源村，是個與大山分割不開的鄉村，過去大多數農民將家安在半山腰，靠山謀生計卻難以擺脫貧困。轉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政府扶貧部門幫助下，生活拮據的富源人開始利用土地資源，開發特色農業。從並村，到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採用“基地+農戶”的模式，産業升級，讓農民錢包鼓起來，成為了溫州市扶貧開發整村推進示範村。

　　扶貧開發並沒有就此停止。2001年開始，在各級扶貧部門幫助扶持下，村裏籌資2000多萬元組織實施了富源村四期下山搬遷，累計搬遷129戶、532人，農房改造率超過三分之一，有1200多位農民實現集中居住。新房、新路、新公園、新水電設施一應俱全。此外，村裏還發展了高效生態農業、來料加工業和生態旅遊業，有效帶動農民參與産業發展，實現收入持續增長。

　　富源村是我省扶貧工作的一個縮影。省農辦（扶貧辦）負責人説，經過數十年探索實踐，浙江扶貧理念不斷創新，從輸血式扶貧轉向造血式扶貧，從消除絕對貧困的扶貧轉向減緩相對貧困的扶貧，從保障扶貧對象的基本生活、減少貧困人口數量，轉向縮小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農戶收入水準。

　　我省扶貧標準確定機制也因此發生變化。從求溫飽階段的“由基本生活需求決定、隨價格水準變化”，到求公平時期的“由居民收入水準決定、隨收入增長變化”。根據這個原則，2008年以後，為了更好地實施精準扶貧，我省將扶貧對象直接瞄準低收入農戶，並將扶貧標準提高到2500元（2007年）；2013年再次將扶貧標準提高到4600元（2010年），比國家扶貧標準高出一倍。

　　扶貧對象也隨之發生變化。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低收入農戶全面納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扶貧對象主要是幫助那些收入高於低保水準，但素質低、能力弱、積累少的低收入農戶和城鎮低收入家庭，幫助他們加快增收步伐，實行整個省域的統籌城鄉扶貧。

　　因時而異的扶貧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數據顯示，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006年最高時的2.49:1，降低到2013年的2.35:1。2013年，全省低收入農戶每人平均純收入6178元，其中29個欠發達縣低收入農戶每人平均純收入6082元，比上年實際增長16.3%，高於全省平均水準8.2個百分點。

　　新途徑：

　　從分散救濟到組織化幫扶

　　風景秀麗的龍泉市八都鎮青山村農村面貌煥然一新：村裏道路整齊乾淨，家家戶戶住進了漂亮的小樓。村幹部説，這一切與政府的産業扶貧政策和村民勤勞雙手分不開。

　　青山村地處偏僻，如何幫助脫貧後的村民持續走上致富路？在龍泉市有關部門支援下，村裏引進了國家重點扶貧龍頭企業——龍泉市天和食品有限公司，通過“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模式，基地吸納了大量留守婦女參與黑木耳種植。農民可以一邊照顧老人孩子，一邊種植黑木耳，在家門口就實現了就業。目前，青山村的這種産業扶貧模式已經惠及龍泉市三分之一農民。

　　農業産業組織化程度高是我省低收入農戶增收快的一個重要因素。我省充分發揮科技特派員、合作社、龍頭企業的作用，培育特色農業産業科技示範基地、科技示範戶、鄉土科技人才，帶動縣域提升農業産業層次；培育具有扶貧功能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引導龍頭企業吸納低收入農戶就業、專業合作社吸收低收入農戶入股。

　　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來料加工更是我省産業扶貧的一大特色。和全省大多數欠發達縣一樣，磐安縣把發展來料加工業作為促進低收入農戶增收的一個重要渠道，實施扶貧小額信貸、給予貸款貼息等金融扶貧舉措，財政資金主要用於獎勵帶動低收入農戶增收明顯的來料加工經紀人，幫助他們解決資金困難，有效引導來料加工業健康持續發展。來料加工讓磐安低收入農戶美麗的“夢想”變成了現實：足不出村，甚至足不出戶，就可以有活幹，家裏的大事小事不落下，還能有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

　　從全省來看，去年29欠發達縣從事來料加工人數達到105萬人，共發放來料加工費92.1億元，從業人員每人平均收入8000多元。今後一個時期，我省仍將加大來料加工扶持力度，計劃到2016年，來料加工要對異地搬遷小區和扶貧重點村實現全覆蓋，目前這兩個覆蓋率已接近90%。

　　貸款難，曾是制約低收入農戶發展的老大難題。龍泉市率先在17個低收入農戶集中村開展扶貧資金互助組織試點，著力破解農民貸款難題。其中，官埔垟村就是我省首批國家級扶貧資金互助會試點村之一，互助會共有會員139戶，其中低收入農戶48戶，互助資金已累計發展到84.25萬元，會員每股股金增值191.73元。會員以互助資金為依託，快速發展烏龍茶産業，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從2005年的3126元提高到2013年的9890元。

　　在村扶貧資金互助會的基礎上，我省還積極探索在鄉鎮一級和縣一級建立資金互助會聯合會，成為全國金融扶貧的重要創新舉措。2013年3月，龍泉市竹垟鄉成立我省首個鄉鎮級扶貧資金互助會聯合會，聯合會發揮運作安全監管、資金調劑和風險防範救助等職能。2013年，全省欠發達地區共組建扶貧資金互助會620個，累計借款2.4萬戶（次）、2.8億元，其中低收入農戶借款1.2億元、1.1萬戶（次），入會農戶年每人平均增收1280元。

　　新突破：

　　從經濟扶貧到制度扶貧

　　扶貧幫困，助推低收入農戶增收，最根本的是釋放體制活力，解放生産力。制度扶貧是浙江扶貧工作的亮點。為盤活農村“沉睡的資本”，我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前提下，積極開展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住房産權抵押貸款試點。

　　茶産業大縣松陽縣，農民收入和就業的三分之一來自茶葉。為了讓茶園經營權可以流轉抵押，解決農民資金短缺，松陽縣各鄉鎮通過對農戶茶園的資産評估，向茶農發放“茶園資産評估證”。證書上標明瞭茶園的位置、邊界、面積、品種、整體評估價值等。

　　一本證解決了茶農發展資金難題。憑藉“茶園資産評估證”茶農可以向信用社抵押獲得10萬元以下的小額迴圈貸款，並享受基準利率優惠和財政貼息。到2013年底，全縣共辦理“茶園資産評估證”8108本，“茶園資産評估證”抵押貸款餘額超過1.5億元。

　　作為國家級扶貧開發體制改革試驗區，麗水市積極探索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將集體資産折股到戶，明晰農民在集體資産中的份額和權利，為統籌城鄉要素流動創造制度基礎。麗水市農辦負責人表示：“麗水市推進以異地搬遷為主題的扶貧體制改革，在安置方式、産權制度、戶籍管理、社區服務等方面積極探索創新。特別是産權制度，在雲和縣的試點中，對村民與社員身份界定、集體資産股份量化等作出了制度安排，強化了合作經濟的性質，為下一步産權流轉交易奠定了基礎。”

　　異地搬遷是扶貧開發體制機制創新的主線。“目前，圍繞扶貧異地搬遷所産生的産權流動、戶籍管理、社區治理等問題越來越凸顯，需要以城鄉一體化的理念，通過系統設計改革方案，建立健全搬遷農民權益有保障、就業有渠道、身份可融入的體制機制。”省農辦扶貧開發處處長蔣偉峰説。

　　晨東小區是龍遊縣山區農民異地搬遷小區，2010年建成後，將9個鄉鎮、街道共84個低收入農戶集中村納入扶持範圍，以遠低於市場價的價格賣給符合條件的搬遷農戶。同時，政府做好幼兒園、小學的配套建設，確保遷入戶子女能夠在城裏順利入學。最重要的是，搬遷戶在原居住地享有的土地山林承包權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相關權益保持不變。良好的配套，打消了農戶離開故土的顧慮。到目前，該小區已安置農戶895戶3200人。

　　扶貧異地搬遷有力地促進了人口集聚、投資增長、農民增收。據省農辦提供的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3年，29縣和海島市縣累計異地搬遷12.78萬戶、43.41萬人，完成投資超過200億元，異地搬遷農戶的收入明顯高於當地低收入農戶平均收入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