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工作關係國計民生，歷來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加快農村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對於加強和改善“三農”金融服務提供了新機遇，提出了新要求。但也要看到，“三農”金融服務仍然是我國金融服務中比較薄弱的地帶，“三農”金融發展中仍存在不少兩難問題。筆者認為，做好新形勢下的“三農”金融服務，必須處理好以下幾個關係問題，努力把“三農”金融服務提高到一個新水準。

　　首先，要處理好商業化經營與社會責任的關係，這是困擾“三農”金融服務的根本問題。筆者認為，金融機構服務“三農”應該堅守兩個底線：一個是黨和國家要求的社會責任底線。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開展“三農”金融服務，是履行國有資本意志的必然要求，不能單純地追求利潤最大化，風險偏好也要建立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基礎上。另一個是商業化經營要求的保本底線。實踐證明，不計成本、不講風險地服務“三農”，會挫傷金融機構的積極性，也會削弱金融機構的長期服務能力。

　　金融機構在服務“三農”過程中，應當將這兩個底線有機地統一起來。一是堅持以發展帶動服務“三農”能力提升。金融機構要積極探索商業化服務“三農”的新路子，寓服務於發展之中。二是努力尋求商業化經營和踐行社會責任的結合點與平衡點。在對外服務上，金融機構要積極運用商業金融模式支援政策性、公益性強的“三農”發展事業；在考評機制設計上，金融機構在考核基層機構點均、每人平均業務量和效益時，可探索加入對服務“三農”社會責任相關指標的考量，引導金融機構積極主動地服務“三農”。三是樹立和增強“雪中送炭”的責任感。比如，在西藏、新疆等老少邊窮地區，雖然經營成本較高，但當地群眾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和願望仍然較強，金融機構應堅持在這些地區設立多種服務網點，以發揚和體現社會責任感和擔當精神。

　　其次，要處理好關於統籌管理和放權搞活的關係。“三農”客戶具有受自然條件影響大、區域差異顯著、資訊不對稱等特徵，難以與一些金融機構過於集約化的經營體制相適應，這就要求金融機構妥善處理好統籌管理和放權搞活的關係，以進一步貼近市場、貼近“三農”，提高“三農”金融服務的效率。

　　一是厘清各級機構的職能分工。金融機構要深入基層、員工和客戶，理清哪些事項需要總部統籌管理，哪些需要放權到分支機構，在此基礎上合理確定各級機構的經營管理許可權。二是積極穩妥地推動適度簡政放權。金融機構可以採取“試點-評估-優化-推廣”的方式，做到既放權于基層，縮短管理和決策鏈條，又“放而不亂”、風險可控。三是要做好管控引導。在具體經營事項交由分支機構負責的同時，金融機構總部也要切實加強管理、督導，形成服務“三農”的整體合力。

　　第三，要處理好業務發展與風險控制的關係。能不能科學而藝術地把握好業務發展和風險管理的平衡點，是決定“三農”金融服務成敗的關鍵，最能考驗出金融機構的服務能力和管理水準。應注意把握以下幾點：

　　一是要堅守“三農”業務發展的風險底線。金融機構在服務“三農”的過程中，必須始終繃緊風險控制這根弦，堅持底線思維，任何時候都要將不良貸款控制在能“承受”範圍內。二是適度提高對“三農”業務的風險容忍度。金融機構應通過優化調整經濟增加值、內部轉移定價等管理考核指標，打消基層機構服務“三農”的顧慮。監管部門也應堅持差別監管，適當放寬“三農”業務不良貸款等考核指標的監管標準。三是切實加強“三農”業務專業化風險管控能力。這是應對“三農”金融業務風險大的根本之道。

　　第四，要處理好資源投入和效益産出的關係。現階段，農村金融資源投入大、經營成本高、效益産出低的問題仍比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機構對“三農”和縣域市場增加資源投入的積極性。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多方努力。

　　一方面，金融機構要以戰略眼光來審視和衡量“三農”金融業務。金融機構要從近景、中景、遠景等不同角度進行對比分析，發掘“三農”業務的戰略價值和長期效益，做好資源投入的總體規劃。另一方面，要積極營造有利於增加農村金融資源投入的外部環境。各級政府應當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好對農村金融服務的各類財稅、保險、貨幣和監管政策支援，強化正向激勵。

　　此外，在發展創新型“三農”金融業務方面，一是要推動服務模式創新。重點是要強化城鄉聯動、行司聯動、境內外聯動，提供信貸、發債、票據、租賃、理財、保險等跨領域金融服務，構建新型綜合化農村金融服務新模式。二是要推動産品創新。近年來，“三農”金融産品創新聚焦在破除農村抵押擔保瓶頸上。農業銀行在這方面也進行了積極探索，2009年推出了林權抵押貸款，近三年來累計投放林權抵押貸款172億元。2014年，農行又率先在同業中推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管理辦法》，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三是要推動技術創新。當前要著力把網際網路金融的理念、技術和産品運用到“三農”金融服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