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在《馬説》中説：“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這句話，若把“千里馬”換成“古鳥類”，然後用在中國著名古生物專家周忠和身上，恐怕再恰當不過了。

　　周忠和，因為1990年的一次獨自探訪，讓遼西熱河古生物群及至整個世界的古生物化石譜繫上，又增添了一個有可能改變古生物進化脈絡的里程碑——白堊紀早期地層中最完整的古鳥化石。

　　當時的周忠和沒有想到，在化石中默默尋覓生命遺跡的科研工作，會在若干年後帶給他、以及他的中國同行如此高的世界級榮譽和責任：

　　45歲擔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同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46歲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入選2012年創新人才推進計劃首席科學家，並被推薦至“萬人計劃”，入選2013年國家首批“萬人計劃”傑出人才；

　　他帶領團隊在《自然》《科學》上發表50多篇學術論文，有關成果多次入選美國《發現》雜誌年度百項科學新聞、《時代週刊》年度世界十大科技發現、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十大成果、中國十大科技進展新聞；

　　美國著名古鳥類學家Alan Feduccia曾在《美國科學院院刊》上撰寫評論文章稱：“周忠和的發現帶動了隨後發生的鳥類進化歷史上最為重要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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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掉框框扎紮實實做學問

　　就在記者為初次見面做深呼吸時，推門迎面撲來的是一個巨大的水墨畫般的剪影，層層疊疊的書籍和學術刊物，堆滿了書桌和沙發，用“文山書海”形容周忠和的辦公桌，絲毫不為過。

　　緊接著，從桌子後面繞出來握手的，也是一個高壯的剪影，一路帶我們走過充滿書卷氣味的走廊，來到小會議室，才看到周忠和充滿童心童趣的靈動眼神。

　　直言快語的周忠和很謙虛，“我個人的經歷就不要講了吧，還是要多看看未來。”實際上，能取得今天的不平凡成就，還真得從他看似平凡的學術生涯説起。

　　1982年，周忠和進入南京大學地質係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專業，之後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學部研究古魚類，1990年畢業後進入古脊椎所參加遼西科考，在波羅赤的一條小山溝裏，他發現了一塊魚類化石，屬白鱘科，是現代長江白鱘的最早祖先。這讓他很興奮。

　　科考結束後，當其他人沉浸在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精彩紛呈時，周忠和獨自一人兜兜轉轉，再次來到那條小山溝，竟意外發現了兩塊保存相當完整的鳥類化石。帶回北京後，專家仔細研究得出結論，化石距今有1.2億年左右，而這一時期的鳥類化石在全世界都很稀少。

　　命運的轉折來的如此突然，又如此必然。用媒體的話説，周忠和從此“棄”魚“從”鳥，專攻古鳥類。

　　1992年，他與同事為遼西發現的鳥類化石命名為“燕都華夏鳥”。經分析，這是一種反鳥，其某些骨骼特徵與現在的鳥類相反。同年，周忠和在國際古鳥類學術會議上報告了他的發現，與會專家認為，這一發現填補了白堊紀早期鳥類演化史上的空白。

　　周忠和回憶説：“我的運氣比較好，剛剛碩士畢業就發現了重要的鳥類化石。”周忠和的“運氣”一發不可收拾，在隨後幾年裏，周忠和與他的

　　同事們又在同一地點發掘採集到共計20余個鳥類化石個體。這些化石後來被分別命名為幾種不同類型的古鳥：燕都華夏鳥、鄭氏波羅赤鳥、北山朝陽鳥和始華夏鳥等，周忠和等稱這一鳥群為“華夏鳥群”。

　　教材和書本上的知識，儘管都是前人探索的智慧成果，但固步自封的時代早就過去了。

　　周忠和説：“中國有最好的化石資源，我們又趕上了好時候。但要想在理論上有所建樹，除了紮實的基礎，還需要好奇心、想像力，以及挑戰權威的勇氣。”

　　正是跟這只古鳥結下的良緣，引領周忠和與他的團隊成員在鳥類、中生代恐龍、哺乳類、翼龍等脊椎動物演化以及熱河生物群等領域的研究中，特別是在早期鳥類的系統發育、分異輻射、飛行進化、功能形態、胚胎發育和生態習性的分異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發現和成果，提出或修訂了若干理論或假説。

　　這些成果已成為我國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的一大亮點，並使我國逐漸成為當今國際該領域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很多周忠和探索的知識，已經被寫進國外的教材中去了。

　　科學人不要太功利太浮躁

　　雖然一直崇尚“老實人要做老實事”、“要有坐冷板凳和把板凳坐壞的決心”。但周忠和至今難免被人問起一個問題：研究古生物學究竟有什麼用？

　　他會開著玩笑説，“如果我當初考上了第一志願化學系，可能合成點藥物什麼的更有用”。

　　其實，古生物學作為一門古老的科學，除了能夠撰寫生命史書，回答人類從哪來、往哪去等基本問題外，還會對宣揚達爾文進化論、預測未來環境變化對人類和生物的影響、提高國民科學素質等産生重大的社會影響，進而推動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

　　“其實，問這個學科有沒有用，本身就有些功利。自然科學人類探索自然本質的基礎科學，同樣的，所有基礎科學的發展都不是面向當前實際的，很多時候就是人類最原始的好奇心使然。人類很早就懷揣像鳥一樣飛翔的夢想，直到近代才産生了飛機、火箭、宇宙飛船，要知道，人類能飛上天、能踏上月球、能探秘火星，是無數個基礎科學不斷發展的智慧結晶。”周忠和認真地分析説。

　　古生物學這個門類雖然在“滿足國家需求”這一項開題計劃上很“無語”，但它確實又為中國人在國際學術上掙了“面子”。近年來，我國在古魚類、兩棲類、恐龍類、翼龍類、海生爬行類、古鳥類學和古哺乳動物及地層學，以及古人類學等領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周忠和用“井噴”來形容近20年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研究態勢。他的同事、因“二連巨盜龍”聲噪世界古生物學界的徐星説，“這得益於前輩留下來的淡泊名利的傳統，以及周所長為研究團隊營造的世外桃源。不功利、不浮躁，才有今天厚積薄發的成就”。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是1929年成立於北京的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多年來，相繼産生了楊鐘健、裴文中、吳汝康、周明鎮、賈蘭坡、張彌曼、吳新智、邱佔祥等傑出學者。

　　周忠和説：“我們所學風好，都是老實人，都在做老實事。我個人真的沒什麼，團隊裏有好多人都比我厲害。”他如數家珍——徐星、王元青、張福成、汪筱林、王原等課題組中的一批中青年人才已成為各分支領域的中堅力量。

　　説話間，會議室門口走過一個年輕的研究員，眼神平和、表情淡然，後背上挂著一個有些殘舊但相當實用的帆布雙肩背包……

　　啟蒙科學思維比普及知識更重要

　　“説起來，達爾文還是我們這行的祖師爺。進化理論在古生物學界佔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不管鳥類是否由恐龍進化而來，我們所做的努力，就是幫助人類認識我們曾經生活過的地球，進而對地球上存在過的生命和自然産生足夠的敬畏。”

　　認真思考過科普責任的周忠和，在面對公眾表現出的對史前地球的濃厚興趣時，真誠熱切地提出，“對公眾科學思維的啟蒙和教育，有時候比僅僅普及科學知識本身更重要”。

　　拿古生物研究來説，猶如管中窺豹，見一斑而知全部，聯想能力和推理能力缺一不可——既要能從現有的不完整的化石中抽絲剝繭、讀出過往時空留給現代人的資訊，還要有能力把這些資訊通過各種假説聯綴起來、還原出來並驗證它們。

　　每天與冰冷的石頭打交道，周忠和從不覺得枯燥：“這些化石會‘説話’，裏麵包含著很多資訊，告訴我們地球生物的演化歷史、地球環境的變化。可以説，我們古生物學家是在撰寫幾十億年的生命史書。”

　　“同樣地，基礎科學就是把人類最原始的各種好奇心打上一個個大大的問號，然後每個問號都可以一直追問下去，從過去到未來，從牽引到後果，從主幹到分支，知識無盡，樂趣無窮。”周忠和沉思道，“或許這就是基礎科學的魅力所在。而真正能沉得住氣、把問題追問到底的人，首先一定是具有科學思維能力的人。這一點，我覺得毋庸置疑。”

　　可以肯定的是，古鳥類的“伯樂”周忠和，還將致力於發現和培養優秀科學家，做個人才“伯樂”。

　　周忠和深陷在沙發中，瞇起一雙慧眼，由衷地對這項事業感到“非常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