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越是急速，越需要政府在處理公眾事務、協調公眾利益時慎用權力、善用權力，更多依靠市場和社會組織的力量，尋求公共事務科學合理的解決路徑

　　前不久，浙江浦江縣、陜西寶雞市先後公佈“獻血新規”，引來熱議。浦江縣以紅頭文件形式，將家長獻血量與直系子女中考加分直接掛鉤，遭到不少網友吐槽“上學從拼房改拼血了”。寶雞市則明文規定市民領取結婚證、駕駛證和大學錄取通知書前，應無償獻血，此舉被外界普遍解讀為“強捐”。

　　兩地政府不約而同就公民獻血出臺政策，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地血庫告急狀況。近年來，我國多地血庫告急，因血荒導致很多病人未得到及時救治的情況時有發生。統計顯示，去年我國人口獻血率為9.4‰，而發達國家則達到40‰。在此背景下，寶雞、浦江等地出臺獻血新規，確有其不得已之處。

　　但無論是浦江的“激勵獻血”還是寶雞的“強制獻血”，似乎都受到了部分公眾“差評”。是因為公眾對公權力過於挑剔？還是相關政策太過生硬，導致産生抵觸感呢？

　　當下，我國社會利益主體日益多元，相關訴求更加多樣。一些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社會又迫切需要的公共事務複雜交織，對政府社會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對部分習慣了傳統決策方式的政府人員而言，要想減少政策運作的社會摩擦，必須進一步尋求溝通便利化、決策合理化、參與社會化。

　　溝通便利化，首先有賴於政府在行政運作過程中，以更開放的心態和更務實的態度收集民情、理解民意、尊重民聲。這方面近年來也不乏成功案例。以2014年節假日放假安排方案為例，該方案從設計到發佈，“兩上兩下”讓各方聲音得以充分表達、受到充分尊重。其從無到有、從粗到細的過程，就是一次政府與民眾之間、不同群體之間良性互動的有益嘗試。可見，在資訊時代，要避免公眾對一些政策的抵觸，首先要讓公眾了解直至理解政策的內涵，形成思想認同的堅實基礎。

　　決策合理化，取決於決策的透明性、科學性和程式正義。這不僅需要從決策之前，就面向社會公佈相關進展，引入智力資源科學論證調研，對一些重大而敏感的課題，還要通過諮詢會、聽證會等必需的方式。如果能讓公眾由被動的政策執行者，變成知情者、參與者，甚至是推動者，許多事項的進展就會事半功倍。事實上，北京地鐵調整2元票價、居民階梯電價方案等一系列涉及面廣、利益關聯性高的政策，之所以能做到平穩順利推進，決策合理化不可或缺。從反面角度看，前段時間多地PX項目、垃圾場項目受阻引發“避鄰現象”，也已得到證明。

　　參與社會化，則是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徑之一。面對繁重的公共産品供給任務，僅靠少數政府部門已無力“全麵包辦”。應創造條件，充分調動各類社會組織、公益組織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參與其中。一方面能夠利用第三方力量加大宣傳，消除誤解和抵觸，搭建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的橋梁；另一方面，還能在後期執行過程中減輕政策執行的阻力，實現政策效果的最優。

　　總之，社會轉型越是急速，越需要政府在處理公眾事務、協調公眾利益時慎用權力、善用權力，更多依靠市場和社會組織的力量，尋求公共事務科學合理的解決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