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就是哆啦A夢被成都三家媒體炮轟的那一天。我吃著火鍋唱著歌，遇見大雄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哆啦A夢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説“沒有”。他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吧，先生不一直很愛看哆啦A夢的動漫麼”。

　　説實話，我不知道該怎麼寫。我這個“在哆啦A夢不遺餘力培養下的‘日本友人’”，怕一張口就被打成漢奸。畢竟，現在連買個iPhone 6都遭鄙視了。

　　據他們説，“哆啦A夢帶著日本政府柔性推廣自己的使命，出現在許多中國城市的街頭，展現著日本所謂的核心價值——‘尊重和友誼’。在這一文化推廣活動背後，我們必須清楚其背後隱含的極強的政治意義”。

　　日本在歷史問題和右翼問題上“顛倒黑白”，在價值觀上矛盾重重，哆啦A夢作為日本輸出國家價值觀的組成部分，也就懷著“顛倒黑白”的不可告人目的。這應該是人畜無害的哆啦A夢遭炮轟的神邏輯了。

　　每每看見這些神邏輯，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烏合之眾》和《狂熱分子》這兩本書。在煽動情緒的運動中，總會有這樣的神邏輯：不要邏輯，只要G點；不要推理，只要情緒；不要理性，只要口號。有手撕鬼子的橫店大捷，就會有警惕哆啦A夢的“三箭齊發”。與其警惕哆啦A夢，還不如“抵制日貨”、“打倒哆啦A夢”這般痛快，反正都是沒有邏輯。

　　簡言之，凡是“敵人”的，我們就堅決反對。洋人不好，洋煙洋火洋車洋面跟著也不好。你有科學，我有神功。東方不敗們自信滿滿地説。在《動物莊園》裏，動物整齊劃一地喊著，“四條腿好，兩條腿壞”。

　　罵人也是一門技術活兒。胡適説，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候他們罵得很不中肯，我反而替他們著急。對哆啦A夢的炮轟，前言不搭後語，搬來凳子，欠著腳尖，伸長胳膊，也夠不著“中國威脅論”、“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沒辦法，腹誹吧。莫須有總可以吧。不知道，哆啦A夢有沒有著急。其實，説安倍就説安倍，説右翼就説右翼，説包圍中國就説包圍中國，拿一個哆啦A夢當沙包，想隔山打牛，好像一場秀。

　　哆啦A夢是一個文化産品，每個國家都在輸出自己的文化和文化産品，也在輸入別人的文化和文化産品。這在本質上還是競爭，競爭靠得是創新，不是靠撩撥民族主義情緒來抵制外國貨，不是靠陰謀論來給外國貨扣帽子。因為，一旦這種泛政治化思維蔓延，眼裏全是敵人和漢奸。這距離芙蓉鎮，説遠不遠，説近不近。

　　翻看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他在最後寫道，“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事者智商竟會這樣地捉急，一是‘愛國者’竟至如此之下策，一是被藍胖子蒙蔽之人竟能如是之從容”。

　　睜眼，醒了。可是有些人醒著，卻裝做睡得很香。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他會不停地換個睡姿，讓自己看上去睡得沒那麼難看，偶爾很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