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飽受關注的經濟學家，張維迎一直為自由市場經濟辯護，甚至屢出過激之詞。前不久，他先後出版了《理解公司》《改革新啟蒙》《博弈與社會講義》等著作，本報特邀書評人曾靖皓撰文評述。

　　企業家推動歷史

　　作為中國改革早期的參與者和之後的建言者，比起他那些固執的言論，張維迎有著一套更為固執的信仰，那就是對企業家的推崇，對私營公司在市場經濟主導地位的肯定，和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堅持。這些真正代表他思想、理論化的思維被他那些驚世駭俗的言論所掩蓋，致使少有人去深究一個真實的張維迎。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一個快速發展但是又非常迷茫的時期，在小步快跑進入市場化的同時，由誰來扮演經濟大潮中推動市場化和經濟發展的主角成為一個人們頭腦中並不明確的問題。歷次的政治運動讓所有人身上只留下意識形態賦予的階級符號，私企擁有者和經營者已經被當作資本家消失在歷史中。這時張維迎卻站出來，用一本《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為消失的企業家們正名。

　　他認為企業家主要是做兩件事，一個是發現不均衡，一個是創造不均衡。對於前者更像是投機行為，就是利用時間、空間的交錯與對生産要素的重組來發現或製造市場，這時企業家扮演的是機會捕手和社會資源組織者的角色。而對於他更看重的後者，張維迎則認為它是推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乃至歷史發展的巨大動力。因為隱藏在創造不均衡背後的是創新。借用熊彼得的話語，他認為創新是一種“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係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而推動這種變動的，只有企業家。企業家不同於國王、教皇這樣的社會組織者，他背負的使命就是創造新世界，具體説來主要是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和管理創新。又可分為五個類別，一是引進新産品，二是新技術，三是開始新市場，四是尋找新原料，五是實現新組織。

　　張維迎甚至不厭其煩地詳細描述了很多歷史上重大發明背後企業家從中發揮的關鍵作用。比如蒸汽機發明者瓦特成功背後，是羅巴克和博爾頓這兩位企業家不遺餘力的支援，特別是在羅巴克破産，博爾頓接手後，幾乎是他硬推著瓦特完成了發明。張維迎進一步指出，發明是一回事，利用和經營發明創造是另一回事，正是這些重大發明落入了精明強幹的企業家之手才可能推動經濟、社會乃至歷史發展。

　　同時張維迎對企業家所具有的精神推崇備至。那些以前被定格在19世紀西方人身上的冒險精神、創新精神、不滿足精神、英雄主義精神都成為了企業家們所具有的精神氣質，似乎他們就是那個時代創造奇跡的所有內在動力的代言人。由此推而廣之，他認為在中國的市場經濟變革，只有擁有了這樣一批有著高尚人格和精神氣質的企業家才可能取得成功。張維迎的這種思維當然有些理想化，不過在那個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嚴重缺乏經濟管理人才和創業者的時代，這種呼喊和正名無疑在突破幾十年僵化思維中有著特殊的作用。並且張維迎認為，這種期待在今天的中國還是不過時，因為企業家始終是經濟變革的中流砥柱。據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任何時候都在為企業家打氣，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國企改革中他認為資産流失到個人手中是一種有益的現象。

　　為私有企業搖旗吶喊

　　對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有如此的推崇，張維迎自然對公司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同樣看重。如果説企業家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角，那麼公司制度在他看來就是組成市場經濟的核心。在後來的《理解公司》一書中，他甚至提出沒有現代公司制度，就不會有市場經濟的存在，更不可能有世界範圍的分工與經濟全球化。同時，他又提出要正視公司的巨大作用，其前提是不能誤解公司。現在中國經濟體制之所以不能很好地發揮企業的作用，就在於將企業産權和企業管理結構分割開來。他認為要發揮公司在市場經濟中的全部作用，就必須廢除國有企業。原因有兩個：一是私有産權是公平競爭的前提，國有企業的存在只能製造壟斷和特權，拉低整個社會生産的效率；二是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是企業利益各方的契約安排，沒有這樣的權責約束，是不可能將企業交到真正的企業家手中的，國有企業正是如此，他們要的不是真正的企業家，而是政治上正確的人。所以，如果繼續容忍國有産權性質的企業存在，即使你選對了人，也不可能建立起激勵企業創造的機制，還會阻礙企業家精神的建立，而且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由和手段，最後的結果就是無法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制度。他還構建起了一套“企業家中心模型”，利用博弈論和帕累托優化等理論來證明只有在私有財産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不是只有利於自己的自由競爭環境。所以他認為，中國市場經濟必須實現國有企業的私營化，減少政府對企業運作的干預，甚至是在私有企業監管上適度放鬆，讓真正的企業家成為大股東，減少小股東的束縛，給予企業家們更多的容錯空間，為長期發展提供條件。

　　當然張維迎對於企業和市場經濟的思考，遠不止這些可以概括的，他甚至將社會信任的建立，解決市場資訊不對稱等等問題都和公司以及公司制度聯繫起來，圍繞企業這個社會組織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言論看似都是在為企業説話，儘管是不是依靠單一組織就能提供一個完整的改革方案，是不是必須全部市場化有待商榷的，但他的言論基本都是基於市場化改革，並不是為了某一個團體。從“張林之爭”就可以看出，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並不是那些冠冕堂皇的數據，而是要完成市場化，所以不管取得什麼成就，在他看來只要政府還在安排和插手經濟就是經濟發展的失敗，也就不難理解在所有時候他都把官方的、壟斷的、國有的視為敵人。只不過他把公司當作了一種信仰，成為串起他大部分理論的載體，也是表達他市場經濟信仰的載體。

　　□曾靖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