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表述近來引發國際社會的持續熱議。日前，《經濟日報》記者就相關話題專訪聯合國全球經濟監測中心主任洪平凡。

　　記者：應當如何看待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洪平凡：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已經成為中國政策制定者與經濟學界的共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要從經濟增長、宏觀政策和經濟結構性變化3個方面解讀。一是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已經結束，經濟增速降至7%左右。二是政府在宏觀政策方面以穩為主，不採取刺激政策，不增加信貸規模，而是靠深化改革釋放增長動力，減少審批程式，減稅，給企業鬆綁、使企業降低生産和運營成本等推動經濟發展。這不是短期的變化或者調整，而是整個大方向上的轉變。三是中國經濟與過去相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如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對外貿易與內需之間的關係，而非週期性變化。

　　“新常態”首先是一種“新出現”的經濟現象，“新態”能否最終成為“常態”，需要時間證明。“常態”還有一個含義，就是穩態，經濟增長忽高忽低地波動就不是常態。這種新的平衡狀態起碼持續10年以上才能稱其為常態。中國經濟目前在結構上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和較為突出的問題，例如地方與企業債務上升快，企業債務佔比偏高。當然，不少國家都存在這些問題，過去3年，新興經濟體債務GDP佔比已經超過發達國家。

　　記者：如何適應新常態，使經濟在新的速度下平衡持續地發展？

　　洪平凡：雖然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已經從概念上接受，但是，不能對經濟形勢過於樂觀。能否保持新常態，也就是在中高增速背景下的平衡與協調發展，需要各級政府、行業與企業決策層實事求是地制定目標。中國經濟對宏觀政策依賴程度較高，因此對改革期待很多。

　　中國全面深化經濟改革的大方向是對的。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落實的阻力，包括既得利益集團，國企在能源、金融、電信、礦産等行業的壟斷，跨國公司對某些産品的壟斷等，都會影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阻礙創新與經濟整體發展。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如何提高投資效率。中國過去那種投資率過高、消費偏低的格局需要調整，但是，經濟的長期增長是由投資而非消費決定的。如果目前消費增長過快，必然犧牲未來的消費。投資應以市場為導向，是內在生態的創新，需要宏觀政策配合。企業選擇投資方向，政府出臺激勵投資效率的政策。美國也有政策干預與政策導向，行之有效的措施是退稅，減少營業稅，在刺激消費上則是給予直接補貼。

　　近30年來的統計數據顯示，所有國家實現長期增長均由投資決定，投資與增長正相關。美國經濟並非單純地由消費帶動，其GDP增速低，主要原因是投資比率低。

　　記者：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已經開始，如何適應來自外部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挑戰？

　　洪平凡：2014年世界經濟整體表現不太理想。美國經濟第一、二季度GDP波動很大，日本經濟失速，歐盟大國出現零增長、負增長，新興經濟體巴西也陷入衰退。當前大國關係錯綜複雜，特別是地緣政治因素是一個很大的變數，對全球經濟負面影響較大，是中國適應經濟新常態需要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

　　1980年至2010年間，國家間的衝突較少，對全球經濟影響不大。“阿拉伯之春”以來，中等收入國家包括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如利比亞、埃及先後出現動亂，這對世界經濟産生了較大負面影響。目前的烏克蘭危機，國際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捲土重來等，是長期性的區域性問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容小覷。對中國經濟發展而言，目前國際環境存在的不確定因素比過去20多年都要高，這是由於中國對外投資大幅增長，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度也在增加，更易受到外部形勢影響。

　　另外，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不僅中國國民需要改變觀念，外國企業和投資者也需要重新調整心態。但其他國家的決策者、企業或投資者認為，中國經濟還會回到過去的高速增長軌道，因而對中國經濟的“期望值”很高。如何改變這一現狀？一是讓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事實改變他們的觀念。另外，可以充分利用“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平臺傳遞釋放資訊，調整他國的期望值。

　　中國在宏觀政策上，需要綜合考慮國內與國際經濟形勢，經濟結構與經濟週期，既要保持政策連續性，又要考慮決策靈活度，不過分強調需求驅動，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一是在經濟結構進行調整的同時，不能失速太多。二是宏觀政策保持靈活性，在外部形勢變化時，及時做好政策調整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