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記者格林沃爾德前往香港與一位匿名知情人會面，他自稱掌握了美國政府正在實施無孔不入的監控的驚人證據……由此，斯諾登和“棱鏡門”浮出水面，成為近年來最具爆炸性的重磅新聞。

　　（美）格倫·格林沃爾德 著

　　米拉 王勇 譯

　　中信出版社

　　那天晚上接近午夜時分，吉布森説她想安排在《衛報》效力20年的資深記者埃文·麥卡斯基爾參與進來，並説“他是個了不起的記者”。

　　考慮到此事的重要程度，我知道自己肯定會需要《衛報》其他記者的幫助，因此從常理上看這麼安排無可厚非。但是我並不認識麥卡斯基爾，而且對於在最後時刻把他強加給我們感到有些不爽。

　　“我想讓埃文跟你一起去香港。”她補充説。我和麥卡斯基爾並不相識。更重要的是，知情人也不認識他，他以為只有我和勞拉要去香港。我非常擔心，計劃安排週到嚴謹的勞拉肯定會對這種突然變化大發脾氣，這又被我不幸言中。

　　“不行，絕對不行，”她答道，“我們不能在最後時刻增加新面孔，而且我根本就不認識他，誰了解他的情況？”

　　我儘量給她解釋吉布森的良苦用心。我和《衛報》並不真正熟悉和彼此信賴，尤其面對的是這樣重大的事件，而且我想對方對我可能也是這種感受。考慮到《衛報》在這件事中所冒的風險，我猜測他們是想派個自己熟悉的老員工一同前往，以了解事態進展，確保這件事的確值得冒此風險。另外，吉布森需要倫敦方面《衛報》主編的批准和全力支援，那些人對我的了解還不如她。她可能是想安排進來一個人讓倫敦那邊放心，而埃文剛好滿足這樣的要求。

　　“我不管，”勞拉説道，“跟一個陌生人一同前往可能會引來監視，或者會讓知情人心生顧慮。”作為妥協，她建議《衛報》方面安排埃文過幾天再去，等我們在香港聯繫上對方先建立起彼此間的信任再去不遲。“這事你佔據主動。和他們講，如果我們沒準備好，就不能派埃文過去。”

　　我又過去找吉布森，端出這個貌似聰明的妥協方法，可她卻似乎心意已決。“埃文與你們一起赴港，但在你們做好準備前，他不必和知情人見面。”

　　毫無疑問，埃文與我們同去香港至關重要。吉布森需要對那裏出現的情況有充分把握，需要減輕她在倫敦的老闆可能懷有的擔憂，但勞拉卻同樣固執，堅持説我們不能跟他一起走。

　　“如果知情人在機場監視我們，看到不認識的第三者出現，就會因為緊張而放棄與我們接觸，這絕對不行。”

　　就像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在中東的敵對雙方之間往來穿梭，儘管徒勞卻希望牽線促成交易一樣，我又回去找吉布森，她含含糊糊地回答暗示埃文可以幾天后過去，也有可能這是我期望得到的答覆。不管怎樣，那天夜間晚些時候，我從安排差旅的員工那裏了解到，埃文的機票已經出票，是第二天的同一航班。無論如何他們都要安排他一起成行。

　　第二天上午去機場的汽車上，我和勞拉之間發生了唯一的一次爭吵。一離開酒店，我就把埃文無論如何都要同去的消息告訴了她，結果她勃然大怒，堅持説這樣做會搞糟了整個安排。在這個階段讓陌生人參與進來是不合情理的。參入如此敏感事情卻沒有接受過資格審查，她不相信埃文，而且認為是我的原因造成《衛報》讓我們的計劃冒上了風險。

　　我沒法讓勞拉相信她的擔心實屬多慮，不過我還是儘量想説服她並讓她認識到：《衛報》方面很堅決，我們沒有別的選擇，而且等我們做好準備後埃文才會跟知情人見面。

　　勞拉卻是不管不顧。為了撫平她的怒氣，我甚至説我自己可以不去香港，然而這一提議卻被她立刻拒絕了。去肯尼迪機場的路上遇到了堵車，有10分鐘的時間我倆在車上氣衝衝地一言不發，氣氛十分尷尬。

　　我知道勞拉是正確的，事態不該如此進展，於是我打斷沉悶的僵局告訴了她這一點。然後我建議我們都不理埃文，把他逼走，假裝他跟我們不是一起的。“我們是站在一邊的，”我懇求勞拉，“我們不要再吵了，考慮到所冒的風險，這將不會是最後一次出現我們難以掌控的局勢。”我勸説勞拉專心一起和我努力克服困難。沒多久，我們兩人又恢復了平靜。

　　快到機場時，勞拉從雙肩包裏拿出一個隨身碟，表情嚴肅地發問：“猜猜這是什麼？”

　　“什麼？”

　　“那些文件，全部都在這裡。”她答道。

　　到達機場時，埃文已在門口等我們了。我和勞拉對他都很誠懇，但卻有些冷淡，希望讓他能有受到排斥的感覺，想讓他知道如果我們不同意就沒他什麼事。作為當前我們痛恨的唯一目標，我們把他當成了別人硬塞給我們的額外行李。這樣做不怎麼公平，但我滿腦子想的只是勞拉隨身碟裏存儲的寶貴資訊，以及我們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意義，根本沒有過多考慮埃文的問題。

　　來機場的路上，勞拉曾經在車上花5分鐘的時間給我介紹過電腦的安全系統，她説準備在飛機上睡覺。她遞給我那個隨身碟，建議我開始看那些文件。等到了香港，她説，知情人就會把我那一份文件交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