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速度已經慢下來了？《經濟學人》9月13日發表名為“逆風迴旋”的文章，稱2008年來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回落到了發達國家的程度。文章指出，在一些國家，要想進一步更好的發展，管理的品質和市場改革的引進需要更進一步被重視。一輪新的全球貿易自由化聚焦在了服務上，這會觸發新一輪的全球化潮流。

　　《經濟學人》9月13日發表名為“逆風迴旋”的文章，稱2008年來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回落到了發達國家的程度。

　　“十年前開始，新興經濟體以驚人的速度追趕著發達經濟體。這種速度甚至失之常理。”文章開頭寫道，隨後舉例中國。

　　“沒有什麼地方能比中國的珠江三角洲更能清晰體現這種發展速度的了。生活水準甚至超過大多數最富有的歐洲國家的香港，就坐落在其河口位置。再往北走，你會經過集裝箱港口深圳，在一片龐雜的房子和工廠的背景下，新的摩天大廈矗立其間。從1980年深圳成為經濟特區以來，其經濟飛速增長，現在深圳市民的工資已經超過了一半的香港人，這大約接近歐洲中南部的水準。

　　“再向西北方向走點是廣州，這是廣東省的省會城市，在水稻田之間，橫貫著新造的高速公路和高樓大廈。廣州的平均工資有香港的1/4，接近阿爾及利亞和哥斯大黎加。最後再往西，是一個分水嶺，分支進入廣西和雲南，這是旅遊大省，那裏的工資大概是香港的1/10，接近安哥拉和剛果水準。”

　　文章指出，15年以來，這些內陸貧困地區的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蜂擁至開放廣闊的“致富撈金地”。生活成本調整後，2000年到2009年，個人支出幾乎翻了一番，而年均經濟增長率在這期間高達7.6%，比發達國家高了4.5個百分點。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迅速得在縮小。

　　“這種飛速發展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特困狀況。國際貧困標準是每天收入1.25美元以下，發展中國家這部分人群的數量在2000年高達30％，今年4月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數據，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了10%以下。這種發展同時滋生了一些希望：如果發展中國家能保持每年比發達國家高4.5個百分點的增長勢頭，那麼就像每人平均工資一樣，其他的東西也會在30多年後與美國慢慢接軌，這幾乎是一代人的時間。工業化曾開啟了全球兩極貧富分化，而當今的勢頭將又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並且是前所未有的。”

　　但文章立刻又指出：“然而遺憾的是，這種希望現在正在溜走。世界銀行國際比較項目4月發表的每人平均gdp數據(已考慮到新的生活成本的改變)分析顯示，發展中國家的這種發展已經大幅減速。”

　　文章進一步解釋道，2008年來，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回落到了發達國家的程度。新的世界銀行的數據出來後，建立在購買力平價理論基礎上的發展中國家每人平均gdp增長速度在2013年只比發達國家高2.6個百分點。如果不算中國，那麼這個數據只有1.1個百分點。在這種速度下，如果還想趕上發達國家的收入水準，那麼就不是一代人那麼簡單了，很可能需要的是一個世紀。如果囊括進中國，那麼平均也需要超過50年的時間，而一旦除去中國，至少要115年才能趕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14的最新預測顯示，未來的前景還要暗淡。除去中國，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與發達國家相比只差了0.39個百分點。按這速率，趕超需要至少300年，這已經遠遠不在當今社會考慮的範圍內了。”

　　《經濟學人》認為，要回到10年以前的發展速度——看起來只要是世界想要就可以爭取的經濟恩惠，但是使那個階段獨樹一幟的東西是無法輕易複製的。從現在開始，僅僅是跟上發達國家的腳步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也將是一個挑戰。發展所需的改革至今看起來仍不易達到，十幾年來燃起的希望似乎在快速耗盡。

　　1997年，就在亞洲金融風暴前，世界銀行資深的經濟學家，蘭特普裏切特(lantpritchett)將貧富國家的兩級收入差距描述為“現代經濟社會的顯著特徵”。但是傳統的經濟學很難解釋這種顯著性。1956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發表了一篇經濟增長理論，他當時預測假以時日，貧窮的經濟體應該會趕上發達經濟體。

　　《經濟學人》解釋稱，在索洛的模型中，經濟不發達是因為其工人擁有的資本少，這種資本的缺少意味著高投資回報，因此資本會從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從而使兩者的生産力和工資往趨同的水準發展。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發達一方仍會經濟增長，這使事情變得更複雜。索洛認為，發達國家長期的發展是由新技術推動的，那麼同樣地，發展中國家也可以使用新技術的發展來推動經濟的發展。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很可能從發達國家發展的失誤中獲得前車之鑒，從而直接躍進。

　　歷史上，這種模型非常適用於後富國家。在開拓性的工業革命促進下，19世紀英國的每人平均gdp遠超其他國家。到1870年，英國已經比美國高産30%，比德國高70%。但是這種優勢在對手的技術也相繼提高後漸漸地消失了，到20世紀，美國已超過了英國，二戰後不久，大多數西歐國家也都趕了上來。

　　“但是歐洲在適宜的氣候後創造的東西包括它開發的殖民地都是無法照搬給其他地方的。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發展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發達國家，這是很少見的，持續保持這種速度，更是少見。從4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無論哪個時期都只有少於1/3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發達國家。”文章稱。

　　文章舉例稱，有些亞洲經濟體是例外。日本在20世紀初就已經完成了工業化，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南韓、中國台灣和少數幾個城市規模的經濟體，像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也是富有的。但是非洲和中東在60-70年代的發展前景在逐漸消失。這種沉悶讓悲觀的科學家感到相當的抑鬱。

　　此外，“東歐和東亞經濟體仍差距顯著，儘管對很多東歐國家來説，很大一部分的增長僅僅只是蘇聯解體以來經濟收縮的恢復。1998年，波蘭的每人平均收入是美國的28%，中國是7%；到2013年，這個數據分別上升到了44%和22%。其他國家的增長就更少了，巴西的每人平均收入1998年是美國的25%，到2013年只增長了3個百分點；對貧困國家來説，哪怕是很高的發展速度，但追趕上來仍不多，誒塞俄比亞的每人平均gdp只從美國的1.3%增長到2.5%。委內瑞拉和辛巴威更被甩在後頭。”

　　《經濟學人》指出，在一些國家，要想進一步更好的發展，管理的品質和市場改革的引進需要更進一步被重視。

　　這其中之一就是良性的宏觀經濟環境，在21世紀，利率低，資本流動自由；另一個是大宗商品的物價飛漲，很多新興經濟體對自然資源的出口依賴性強，但是與大宗商品物價飛漲無關的全球貿易是最大的推動力。從1980年到1993年，全球貿易平均每年增長4.7%，或在3%多一點。1994年到2007年間，貿易增長速率幾乎是世界經濟增長速率的兩倍，商品出口飆升到全球gdp的1/4。

　　“在這其中佔最大份額的雄獅是中國。在這期間，中國的貿易不僅對其本國發展至關重要，甚至對全世界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的高級研究員，蘇布拉馬尼安(arvindsubramanian)和凱斯勒(martinkessler)把這段期間稱作‘超全球化’。此前唯一一個達到這種影響力的經濟體只有19世紀的英國。”

　　有兩個大的因素推動了這種轉變。文章認為，一是1995年世貿組織的建立，貿易自由達到了極點，而中國在2001年加入。二是科技發展為供應鏈的更長、更複雜性提供可能。到90年代，集裝箱運輸使貨物在全世界內比以往更方便、更低廉地得以運送，並且需要增加運輸力的港口可以很快很輕易地建造。溝通也更加方便，以電腦為基礎的設計技術的發展，使精細的零件細節得以很輕鬆地兩地傳送。國際貿易越來越方便，成本越來越低廉，這使得原本因國家地區而地域隔離的供應鏈得以擴展到全球規模。這些加速了發展中國家趕超的速度。當年日本和南韓需要靠建設工業和提高技術能力的地方，現在的新興經濟體只需稍微多提供一點廉價勞動力，基礎設施，加強一點對工廠進出産品的管理。

　　“完全靠製造業推動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擔憂。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研究員丹尼洛迪克(danirodrik)指出，在國家發展的各個方面，工業就業的比例在下降；而今，比起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間，中等收入經濟體在製造業上雇傭人越來越少。而通常，一個經濟體內，工業享有高峰就業比例，現在其收入水準幾乎下降了一半。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通常能適應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産率，發展中國家僅僅靠發展製造業就可以消除的與發達國家富裕水準的差距，這已經在下降了。製造業在整個經濟巔峰及高速發展階段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現在可以看到，它們的追趕停在了令人失望的低收入水準上。”

　　文章指出，最後一波“趨同”可能已經接近於耗竭了潛力，這種潛力來自改革意識和一個有能力的政府。根據一份國際增長中心(internationalgrowthcentre)的報告，隨著時間的推移，儘管有著跌破底價的勞動力成本，印度在製造業的勞動強度也已經下降。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持續的對勞動法的嚴格約束，它打破了低工資的競爭優勢。在最近的“趨同潮”中受益最少的是那些不太容易的經濟體，它們往往基礎設施是最不發達的，政府是最腐敗的，基本安全是持續令人擔憂的。

　　“但是，對於那些仍想抓住機會的人來説，前進的道路還是有的。一輪新的全球貿易自由化聚焦在了服務上，這會觸發新一輪的全球化潮流。隨著世界範圍內工業就業率的大幅下降，發展越來越意味著從農業轉向城市服務行業。擴大易跨境交易的服務範圍將能使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參與到生産率和工資都更高層面的行業上來。但服務業仍高度受限。最富裕國傢俱樂部一直在努力協商更新在1995達成的服務貿易協議。但進展仍然很小。”

　　文章最後説道，在世紀的轉折中，出現了大宗商品熱和超全球化，而現在沒有什麼努力能帶來像這樣宏大的收穫。在這種刺激的缺乏下，歷史表明，消除差距將會是一場漫長又艱難的折磨，它依靠制度的慢慢改善和勞工技術水準的慢慢提高。過去的15年改變了關於究竟什麼是可能的看法，但它也給了人們“廣泛的趨同是事物發展的自然方式”的錯覺。它看起來正在提醒人們，消除差距是很難做到的。(澎湃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