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創新帶來的紅利

　　“大多數的經濟謬誤都源於一個認為這個世界總會存在一種美好東西的傾向———一部分人肯定能以與另一部分人相同的代價獲得這種東西。”

　　———米爾頓·弗裏德曼(M iltonFriedm an)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

　　在美國，從19世紀初期開始，每人平均G D P的增長速度平均達到了每年1.9%。若使用“70法則”(一種價值增加兩倍的時間大體上等於70除以它的增長率)，我們看到大體上，每36年生活標準就會增長一倍———差不多相當於在人的一生中，生活標準會出現4倍的增長。

　　這種增長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經濟的增長能夠幫助解決大量的其他發展挑戰。如果美國的G D P每年的增長速度要比現在預期的增長速度提高1%，那麼到2033年，美國人的財富將增長5萬億美元。如果G D P的增長速度比現在只快0.5%，那麼美國的預算問題將在不改變政策的情況下得以解決。當然，過慢的增長將會使填補財政赤字變得更加困難，更不用説要在新項目的開發上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實施減稅政策。

　　那究竟是什麼因素驅動了每人平均G D P的增長？這個增長部分來自更多資源的投入和使用，但大部分則來源於固定水準的投入能夠帶來更多産出的能力的增長———也就是説是生産率的增長。反過來説，生産率的增長來源於科技創新和技術成果。

　　生産率提升的速度在20世紀中期是非常快的，具體時間是在20世紀40-60年代，也就是在以電力和內燃機在汽缸內的點火為特徵的第一次機器革命時代。

　　1987年，羅伯特·索洛本人也注意到了這種下降———它好像與電腦革命的早期階段重合。他最為人熟知的評論是：“我們看到電腦時代來臨了，卻沒有看到生産率數字的增長。”1993年，埃裏克發表了一篇評論生産率悖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評論認為，那時的電腦産業還僅佔到經濟份額的一部分，只有到了像IT這類的通用目的技術真正發揮影響力之前，大規模的填補式創新才會有需求的土壤。之後，他又對一些個體公司的IT應用和與生産率相關的數據進行了更詳細的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它們之間有很大的相關性：IT的“鐵桿”使用者要比他們的競爭對手擁有更高的工作和生産效率。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效率的提升愈發明顯，足以覆蓋整個美國經濟，從而帶來了一場普遍的生産率增長大爆發。雖然這次提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現在經濟學家們仍把最主要的因素歸結為IT的力量。

　　20世紀90年代，電腦生産行業生産率的飛速增長最為明顯，但21世紀初期，所有産業領域的生産率增長甚至更快———當此前飛速增長的紅利擴散到更多、更寬泛的行業之後。就像早期的通用目的技術一樣，電腦的力量完全具備影響和它們本行業遙不可及的行業的能力。

　　總體上，在2000年之後的10年裏，美國生産率的增長甚至超越了高速增長的20世紀90年代，當然也超過了20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的增長速度。

　　今天美國的勞動者要比以往任何時期的生産效率都要高，但認真看最近的一些數字，你會發現有一些細微的差別。在2000年之後的5年裏，生産率的增長是比較明顯的。但2005年之後，生産率的增長就沒有那麼強勁了。

　　最近生産率的減速，部分原因來自經濟蕭條及其後遺症的影響。金融危機和房地産泡沫的破裂導致了消費者信心以及財富的崩潰，進而引發了嚴重的需求縮減和G D P增長的下降。雖然技術行業的蕭條在2009年6月就終結了，但正像我們在2013年寫到的，美國經濟的運作仍遠低於其能達到的潛力水準———失業率是7.6%，而産能利用率是78%。在這次蕭條期間，任何計量標準，包括産出的數量(比如勞動生産率)，至少都會臨時性的走低。事實上，當你回過頭來看一下歷史，就會發現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初期，生産率並不僅僅是增長的減緩，實際上是連續兩年的下降———這是最近的蕭條時期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對增長持悲觀主義態度的人士在20世紀30年代要比現在更容易聽到相同的聲音，但在接下來的30年裏，卻是20世紀生産率增長最快的時期。

　　對這一次生産率大爆發的解釋是，當通用目的技術被引入之後，我們經常首先會看到生産率增長的延滯，之後才是生産率的高速騰飛。在一波又一波填補式創新的推動下，電氣化所帶來的紅利延展了近一個世紀。現在，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數字化通用目的技術仍然顯得不夠深刻。不過即使摩爾定律創造的神話就此終結，填補式創新也能再次延續數十年，並且能夠持續不斷地促動生産率的增長。然而，不像蒸汽機和電力，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技術將持續地以令人吃驚的指數級速度增長，這種能量將在完美的數字化世界裏不斷地被複製，組合式創新也將從中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當然，路並不是一直平坦的，我們仍然沒有擺脫商業週期的宿命。但數字化時代紅利的基本規則已經成形，它超越了我們所經歷過的任何一個時代。

　　進入新經濟時代

　　“G NP裏看不見純美的詩歌，聽不見超群的公共辯論。它衡量的既不是我們的智慧、勇氣和學識，也不是我們的同情心和奉獻精神。它只能衡量每件實實在在的東西———除了那些讓生命更有價值的東西。”

　　———羅伯特·F·肯尼迪(R obert F . K ennedy)美國前司法部長、美國前總統約翰·F·肯尼迪的弟弟

　　在20世紀90年代網際網路繁榮的初期，風險投資者經常開玩笑説，在新經濟中只有兩個數字，一個是無窮大，另一個是零。當然，新經濟中很大一部分的價值來源於很多産品的價格下降到了零。

　　假設華納兄弟娛樂公司製作了一部新電影，你可以花9美元去觀看這部電影，你的生活福利是不是增長了？在這部電影構思、攝製和公映之前，你不會以任何價格購買到，哪怕是無窮多的錢。在某種意義上説，電影的價格已經從無窮多大幅下降到了9美元———或者是你願意買票去觀看的最高價格。同樣，我們現在也可以接觸到以前從來不存在的所有新型服務。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我們生活福利增長的很大一部分，不僅僅是由於我們使現有的産品變得更廉價了，而且還由於我們擴大了産品的類別及可以使用服務的範圍。

　　77%的軟體公司每年都會有新産品發佈，而且網際網路零售業的發展也使大多數消費者能夠獲得更多的産品種類和數量。輕點一下滑鼠，超過200萬冊圖書就能夠在亞馬遜網站買到。相比來看，傳統的實體書店一般大約只有4萬冊圖書的存量，即使紐約市規模最大的巴諾書店，圖書存量也僅有25萬冊。

　　想像價值創造的其中一種方式是，設想新的産品總是存在，只不過價格很高，沒有人能夠買到。要想讓人買到，就得把産品的價格降到一個合理的水準。在電腦化的目錄管理系統、供應鏈和生産系統變得高效、靈活之後，大多數實體店的存貨單位(StockK eepingU nits，縮寫為SK U s)都有了大幅增長。根據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的説法，對於整體經濟來説，官方的G D P數據並沒有把每年給生産率帶來0.4%額外增長的新産品和新服務的價值計算在內。請記住，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每年生産率的增長基本都在2%左右徘徊，因此，新産品的貢獻率並不是很小的一部分。

　　數字化也給我們搜索和購買當前的産品和服務帶來了很大的便利。降低搜索和交易成本意味著我們能夠快捷地完成産品和服務的交易，在這一過程中，效率增加了，也更加方便了。例如，點評網站Y elp收集了數百萬顧客的評論以幫助食客找到價格實惠、菜品上乘的飯店，即使是他們到其他城市旅行也可以實時瀏覽。還比如，你只需要點幾下滑鼠，就可以在訂餐服務網站O penT able上預訂一桌可口的飯菜。

　　簡而言之，像這類的數字化工具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同。在過去，由於消費者獲取資訊的渠道不夠通暢，即使銷售方效率低下或者出售的商品品質不好也能很容易就掩蓋過去，加之地理距離因素也限制了銷售方之間的競爭。而像F indT heB est和K ayak這樣的類比網站出現之後，航空旅行、銀行、保險、汽車銷售、動畫和其他很多行業都正在被消費者的搜索能力和彼此競爭的銷售方所改變。現在，不具備一定服務標準的銷售方已經很難再吸引資訊不通暢或者易於輕信他人的消費者了。而且，銷售方也無法同其他地方的能夠提供更好服務的銷售方“絕緣”了。

　　由日益增長的共用經濟所帶來的無形優勢———更好的匹配度、更快捷和貼心的客戶服務體系以及逐漸增加的便利性，被1996年的波斯金委員會標識為很難被官方價格和G D P統計數據估算的因素。這是另外一種衡量方式，以這種方式衡量，我們真正的增長要比標準的數據大得多。

　　數字化技術催生財富的重新分配

　　“富裕與貧窮之間的不平衡是所有共和國最古老的、最致命的疾病。”

　　———普魯塔克(Plutarch)羅馬傳記文學家、散文家，柏拉圖學派的知識分子

　　技術進步，尤其是數字技術領域的進步，正在驅動財富和收入史無前例地重新分配。數字技術能夠以極低的成本複製有價值的思想、創見和創新。它既在為社會又在為創新者的財富創造著紅利，但同時也減少了先前重要的勞動力因素，使得很多人不得不面臨收入大幅下降的困境。

　　技術紅利和財富分化的結合挑戰了兩個普遍卻相互矛盾的觀點。其中一個普遍性的觀點是，技術的進步總是能促進收入的增長。另一個是自動化會給勞動者的工資帶來損失，因為人被機器代替了。上面這兩個觀點都有一定的事實根基，但現實情況卻有些不同。迅速發展的數字化技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但沒有哪一條經濟法律指出，所有的勞動者，或者是大部分勞動者，都將會從這種發展中有所獲益。

　　考察中産階層的收入情況(也就是在整個分配體系中處於第50個百分點的勞動者的收入)是個不錯的起點。1999年是美國中産家庭真正收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達到頂峰的一年。那一年它達到了54932美元，但接下來就開始下降。到2011年的時候，差不多下跌了10%，也就是到了50054美元，即使這一年美國的G D P創了新高。尤其是，非技術勞動者的工資水準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都呈現出了下降趨勢。

　　與此同時，在美國，自從大蕭條以來的第一次，超過一半的收入集中在了10%的頂層美國人群中———這一年是2012年。1%的頂層人士獲得了整個國家超過22%的收入，這一份額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兩倍還多。在經歷了2011～2012年的收入大增長之後———這一增長超過了1927～1928年以來的任何一年，1%的頂層美國人之中又有1%的超級人士(在美國僅有幾千人)年收入超過了1100萬美元，這些人所佔的收入份額達到了美國全部收入的5.5%。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些年，隨著像薪資管理軟體、工廠自動化、電腦控制機器、自動化存貨管理和文字處理等技術被用於日常工作，辦公室文員、工廠工人以及從事機械式資訊處理加工工作的人員的很多工作都被替代了。

　　技術不僅在掌握著不同規模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中間創造了贏家和輸家，它也在改變著國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實體資本的擁有者和勞動力之間的分配。

　　當富士康的創始人郭臺銘購買了3萬個機器人在位於中國的工廠裏工作時，他是在用資本替代勞動力。同樣，當一套自動的語音響應系統取代了人工呼叫中心接線員時，整個運轉體系的資本會出現增長，而勞動力相應就減少了。

　　據羅德尼·布魯克斯推算，Baxter機器人的使用成本大約是每小時4美元，包括所有的成本。只要人工成本超過了每小時4美元，那麼經濟的刺激作用就會促使他們以資本(Baxter)來代替勞動力。

　　可以想像，在Baxter之類的機器人真正到來之時，對普通勞動者薪酬的影響也會呈現向上或向下的變化。如果一些勞動者的工作和機器人可以替代的工作非常接近，那麼他們的薪酬就會面臨向下的壓力。如果摩爾定律和其他技術進步因素能夠促使未來的Baxter版本的使用成本達到每小時兩美元，然後下降到每小時一美元(甚至還會繼續降低)，而且機器人所能操作的工作任務種類和複雜程度都在增加，那麼這些勞動者的情況就會變得更加糟糕。

　　技術不僅在掌握著不同規模人力資本的擁有者中間創造了贏家和輸家，它也在改變著國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即在實體資本的擁有者和勞動力之間的分配。

　　在美國，勞動力佔G D P的份額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裏一直呈下降趨勢，在2010年第三季度跌落到它的最低點——— 57.8%。而且，這也是一個全球現象。

　　勞動力份額的下降，部分是由於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兩種發展趨勢的影響和後果：參與工作的勞動力減少了，而那些還在工作的勞動力工資也比以前更低了。結果，雖然在過去勞動力報酬和生産率一直是相繼發生增長的，但在最近一些年，它們之間的鴻溝擴大了。

　　如果生産率在增長，而勞動力作為一個整體並沒有在攫取價值，那麼誰攫取了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説，是實體資本的所有者。

　　數字化時代：贏家通吃

　　“一台機器可以做50個普通人的工作，卻沒有任何機器可以做一個擁有特殊技能的人的工作。”

　　———阿爾伯特·哈伯德(Elbert H ubbard)美國著名出版家和作家《把信送給加西亞》一書作者

　　每當一種市場被數字化之後，贏家通吃的經濟學邏輯就會變得更加引人注目。

　　超級明星的經濟學最早由經濟學家舍溫·羅森(Sherw inR osen)在1981年納入探討與分析。在很多市場中，在選擇一種産品或服務時，購買者會傾向於選擇最佳品質的産品和服務。當受能力所限或者運輸成本高昂時，最佳售賣者也只能滿足全球市場的一小部分(比如，在19世紀，即使是最出色的歌唱家和演員，每年最多也只能為幾千人演出)。其他一些次級的售賣者，也會有他們自己的市場。但如果一種技術的進步能夠讓每一位售賣者廉價地複製他或她的産品或服務，而且還能以極低的成本(或者沒有成本)傳播到全球，那麼又會發生什麼情況呢？你會發現，突然之間，頂級的産品提供方能夠獲取整個市場了。次級的産品提供方可能也很出色，但那都無關緊要了。每當一種市場被數字化之後，贏家通吃的經濟學邏輯就會變得更加引人注目。

　　贏家通吃的市場進入人們的視野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弗蘭克和庫克正在撰寫他們那本極具先見之明的書。他們對這些贏家通吃的市場進行了比較，在這些市場中，勞動者的報酬主要是由相對績效決定的，而在傳統的市場中，收入和絕對績效的關係更緊密。為了理解這種區別，我們假設最出色的、工作最努力的建築工人每天能夠砌1000塊磚，而排在第10位的建築工人每天能砌900塊磚。在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中，報酬能夠恰當地反映出這種區別，不論它是由於效率和技能更高，還是僅僅由於工人幹了更長時間。也可以説，在一個傳統市場中，如果一個工人以90%的技術或者90%的工作努力程度創造了90%的價值，那麼他就會獲得90%的勞動報酬。這就是絕對的績效。

　　比較來説，一位軟體程式設計人員編寫了一種更出色的地圖應用程式———載入得會更快，數據也更完整，或者程式的圖標也更漂亮———那麼，這一應用程式就有可能完全佔領市場。而對排在第10位的地圖應用程式來説，它幾乎就沒有了任何市場，即使這套程式在運轉上也差不多同樣出色。這就是相對績效。當人們能夠獲取最出色的産品時，將不會把時間或精力花費在排名在第10位的産品身上。當消費者更多關注的是相對績效時，即使在技能、努力程度或者幸運上稍有一些不同，也可能導致千倍或者百萬倍的營收差異。2013年，市場上有很多交通導航類的應用程式，但G oogle只看中了一個(也就是Waze)，它花費了10億美元購買了這一應用程式。

　　為什麼贏家通吃的市場現在如此普遍？主要是由於生産和流通領域的技術變革，尤其是以下這三種類型的變革：

　　(1)資訊、産品和服務的數字化變革愈演愈烈。

　　(2)交通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通信技術則出現了大幅提升。

　　(3)網路及其標準化應用的重要性日益突顯。

　　數字化創造了贏家通吃的市場，因為，正像上文所提到的，數字化産品的容量限制已經變得日益無關緊要。産品的生産者僅憑自己再加上一個網站，就能幾乎滿足成千上萬的客戶群體。每一個數字應用程式開發商———不論它的辦公室有多麼簡陋或者員工規模有多麼小，都可能變成微型的跨國公司，而它開發的産品也能以一種第一次機器革命時代難以想像的速度呈現在全球客戶面前。

　　比較起來，個人服務(比如護士)或者體力類工作(比如園藝工)的經濟模式幾乎完全不同，因為在這種模式下，每一個提供者———不論他的技能如何熟練或者工作如何賣力，也只能滿足全部市場需求的一小部分。當一種市場行為從第二梯隊轉移到第一梯隊時，那麼經濟運轉模式就變成贏家通吃模式了。而且，降低價格這種拯救二流産品的傳統做法，對於産品性能已經與世界一流産品相差甚遠的公司來説，也毫無助益。數字化産品的經濟規模巨大，能給市場領先者提供巨大的成本優勢和空間，進而能從價格上擊敗任何利潤還很可觀的競爭對手。而一旦他們的固定成本被覆蓋，每個邊際單位的生産成本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一種由贏家通吃的市場佔據主體的經濟模式和我們早已熟悉的工業化經濟模式，擁有截然不同的發展動力。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所提到的創造性破壞指的就是，每一種創新不僅為消費者創造了價值，還徹底摧毀了之前的技術和生産體系。即使贏家規模擴大並站穩了市場，但反過來，它們也容易遭受到下一代創新者的攻擊。熊彼特觀察和分析認為，軟體市場、媒體行業以及網際網路産業的前景要比傳統的生産和服務産業廣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