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杭州9月3日訊

　　記者 顏偉傑 通訊員 楊葉勇

　　“浙江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中，不僅基本消除了城鄉絕對貧困現象，而且沒有出現‘貧困城市化’現象。”正在杭州舉辦的“城鄉貧困聯繫”國際政策研討會上，浙江省扶貧辦副主任邵峰表示。

　　由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和亞洲開發銀行聯合主辦的本次研討會，匯集了來自印度、馬來西亞、泰國等正在經歷阻斷城鄉貧困聯繫的七個亞洲國家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也吸引了德國、荷蘭等在消除城鄉貧困方面有諸多經驗的國家和國際機構代表，共同就城鄉貧困聯繫及如何發展以人為本的宜居城鎮展開討論。

　　城市化吸食周邊資源？

　　華麗的城市高樓群中，是否一定有貧困帶來的陰暗角落？隨著亞洲經濟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口涌向城鎮或城市，亞洲城市的組群逐漸增多，城市規模也日漸擴大。

　　“從世界各國多年來的歷史經驗看，城鎮化、城市化是緩解城鄉貧困的重要途徑。”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洪天雲説，城鎮化可以創造巨大的需求空間，然而世界各國的經驗也表明，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也會出現貧民窟、失業率升高的現象。

　　洪天雲解釋説，向人口不斷擴張的城市移民，將加深城市的貧困、降低生活水準，也無法保證所有的城市低收入人群獲得社會公共服務。這使得許多城市更加擁擠、環境日益惡化，進而影響到所有市民。

　　聚集在大城市的人口有著不同的居民類型，那些在城市的高消費中掙扎著生活的人群成了城市貧困人口。他們居住在低品質但合法的住房中，或者在棚戶區、城中村、城鄉接合部安身，這些貧困人口集聚區成了城市中貧困和弱勢群體的飛地。

　　而與此同時，加拿大城市發展諮詢機構Chreod首席執行官Edward Leman分析，人口向大城市遷移，超大城市崛起，周圍小城鎮和農村出現人口空心化現象。“像是一塊巨大的磁鐵，超大城市把其周圍的人口和資源吸引到城市中來，或者説像吸血那樣，吸食了周圍大量的人口和資源。”

　　據估計，至2015年，亞太地區48%的人口及全地區三分之一的人口將生活在城市、城市邊緣及迅速城鎮化區域中的貧民窟或不宜居的環境中，並且這一趨勢將愈演愈烈。亞洲城市越來越不宜居住，對貧困人口來説更是如此，這不僅影響到人們的健康、衛生醫療、生活品質，甚至影響社會安全。

　　發展城市邊緣進行減貧

　　只有少數政府在有意識地為去中心化人居模式及邊緣城鎮化制定政策。Edward Leman説，在亞洲以外的地區，為了解決勞工市場和社會問題並實現更為均衡的城鄉一體化發展，人們通常將小型城鎮的發展同去中心化的工業化戰略相結合。

　　曾就職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曼谷分部的Kioe Sheng Yap也認為，解決好亞洲大城市及小城市的貧困差異，才能促進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否則在發展過程中會造成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

　　許多亞洲國家的發展聚焦于大城市擴張和城鄉人口流動，鮮少關注如居住農村但在小城鎮工作，或把一部分工業轉移到農村地區。亞洲開發銀行東亞局高級顧問許延根表示，這種發展模式的經濟效率十分低下，社會及環境成本變得高昂，對貧困人口來説尤為如此。

　　針對許多貧困人口生活的城鄉接合地帶，“不應將貧困人口拒之門外，而應找到更好的方法來接納他們。”許延根説，可以利用便利的公共交通將這些區域轉換為既相互關聯又相對獨立的城市群，不僅可以避免人口流動，還可以使該地區的低收入人群獲得更好的工作和社會機會。

　　城市去中心化的居住模式也得到了印度維傑亞瓦達規劃建築中心的Sridharan教授的肯定，他説，印度經驗表明，發展適度規模的城市才能更好地惠及周邊地區和城鄉貧困人口，城市每天都需要來自於村莊或小城鎮的流動人口，而大型城市也為小型城市和鄰近村莊提供服務。

　　另外，對城市貧困地區的改造也至關重要。德里城市研究所的Banashree Banerjee介紹，印度政府為孟買的貧民窟設立商店、普及網際網路；支付電費、水費和財産稅等基本生活服務。還在試行由社區領導的“基礎設施財務基金”，擴大對住房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提供戰略資助。

　　普遍增收的浙江經驗

　　“城鄉貧困”的現象普遍存在，浙江亦然。1978年，浙江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36.1%，比全國平均水準還高出5.4百分點。但通過30多年包容性的工業化城市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融入式的扶貧開發，浙江成功阻斷“貧困城市化”現象，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居全國第三（僅次於上海、北京），城鄉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

　　有觀點認為，“貧困城市化”是農村貧困人口向城市集中，即“貧困人口城市化”。邵峰介紹，但浙江的實踐證明“貧困城市化”主要並非“貧困人口城市化”，而是排斥性工業化城市化道路和不均等公共服務導致的。

　　“浙江在推動工業化、城市化起步和發展的卻是普通農民甚至是貧困農民。改革開放將農民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解放出來，成了推進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的主體力量。這是浙江率先基本消除城鄉絕對貧困現象、沒有出現貧困城市化和貧困人口城市化現象的根本原因。”邵峰説。

　　浙江包容性工業化城市化道路也受到了荷蘭國際住房與城市發展研究院Peter Nientied的肯定，讓農民主動成為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動者、投資者、就業者，他們就不會作為一無所有的貧困農民，也不會作為一無所長的普通農民被動地捲入到工業化、城市化中。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浙江城鄉貧困現象已基本消除的基礎之一。”邵峰認為，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浙江開始探索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今基本形成了鄉村與城市、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貧困群體與其他群體、本省人員與省外人員所有居民平等共用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格局。

　　另外，無論是對於因傳統生産生活方式瓦解和個人參與現代生産生活能力缺失而形成的絕對貧困者，還是因各種原因難以平等參與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公平分享工業化城市化成果的相對貧困者，浙江通過創新扶貧標準確定機制、農民異地搬遷、支援農民創業、區域特別扶持等措施，盡可能地授人以漁，把貧困人口融入到工業化、城市化之中，擺脫絕對貧困、減緩相對貧困。

　　儘管如此，浙江仍面臨著挑戰。邵峰説，工業化加快升級可能導致低技能農民工失業增多；戶籍制度改革會促進更多農業轉移人口為市民，城市貧困人口也可能增加；“但有過去30多年實踐的經驗和打下的基礎，我們定能夠進一步阻斷‘貧困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