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戰場上金戈鐵馬的痕跡已經消失，但侵華日軍的殘酷暴行和我抗日軍民的英勇抗戰卻成為中華民族恒久的印記。歷史是一面正衣冠、明是非的鏡子。我們堅持維護歷史事實和真相，要求日本一些人正視歷史，是要和世界維護正義的國家和人們一起維護人類的良知以及戰後的國際秩序，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如今，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不再積貧積弱，但“落後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的道理並沒有過時。中華民族要振興要崛起，仍面臨複雜的國際環境。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的抗戰精神，凝聚起和平發展的正義能量，要靠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用百折不撓的精神力量，在改革開放的征程中開拓創新，為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盡我們的力量。

　　永遠銘記那段歷史

　　向守志口述 本報記者 薛海燕整理

　　向守志：南京軍區原司令員，1917年出生於四川宣漢，祖籍湖北麻城，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師長。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時，我還不滿17歲，如今80年已然過去，我也從一個少年戰士變成了耄耋老人。歷經戰火洗禮終贏得苦盡甘來，但一場場血與火激戰的槍聲炮聲軍號聲常在耳邊迴響，身處和平年代但沙場點兵、枕戈待旦的日日夜夜永生難忘。

　　1935年10月，我隨部隊踏上了二萬五千里漫漫長征路。且不説沿途無數次激烈的戰鬥，就説“走路”這一件事，就觸目驚心。在我當紅軍的第一天，母親就連夜為我趕做了一雙粗布襪套，打了一雙草鞋，但我一直捨不得穿，直到爬雪山、過草地時才穿上。

　　雪山的惡劣條件讓我們步步艱辛，不時就有戰士倒下，長眠于雪窩裏。我想了很多救他們的辦法，後來用一根竹棍救了十幾位戰友的命。但是到了草地上，河溝交錯，積水成洼，遍地是稀泥爛草，竹棍救人更加艱難，不能再像在雪山上一樣用蠻力，而要用巧力，否則不但救不了戰友，還有可能把自己也拉下去。雖然曾成功救起過戰友，但仍有很多朝夕相處的戰友永遠地走了，令我痛苦萬分。長征，讓我懂得了什麼叫戰爭，什麼叫真正的軍人。

　　抗戰的8年裏，打了無數次的仗，其中有3次戰鬥印象最深，而這3次戰鬥也是我軍軍史上的經典戰例。神頭嶺伏擊戰，為了破壞日軍向晉南、晉西進犯的交通運輸線，我指揮機槍連的6挺重機槍猛烈射擊，打得鬼子狼奔豕突，這場硬戰我軍共斃傷俘日軍1500余人。響堂鋪伏擊戰，為了切斷日軍從河北邯鄲進犯山西的要道，我要求機槍連的戰士，首先要消滅掉汽車上擔任掩護的鬼子，然後打汽車駕駛員，最後打汽車的輪胎和油箱。這樣的戰術讓我們共殲日軍400余名，繳獲全部汽車。淩石屯伏擊戰，我們殲滅了大部分的鬼子，少部分逃走的還很狼狽，有的是光著屁股逃回去的，鬼子“裸奔”一時在那一帶傳為笑柄。

　　能最終走完長征路並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靠的是信仰的支撐，沒有信仰的軍隊只能是烏合之眾。時至今日，我仍忘不了那些犧牲的戰友。希望現在的年輕人能夠永遠銘記那段歷史，銘記為了趕走敵人而犧牲的烈士們。

　　始終堅守信念

　　仲秋元口述 本報記者 金 晶整理

　　仲秋元：出生於1920年，江蘇蘇州人，抗戰期間曾擔任生活書店會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出版總署發行管理局處長兼新華書店總店辦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長等職務

　　1938年春天，日本侵略至山東棗莊。那一年我才18歲，剛從棗莊中興煤礦一所職業學校商科畢業，來到武漢漢口。我要在這裡找工作，而工作的首選就是嚮往的生活書店。

　　當時創辦生活書店的人，正是我國著名政論家、出版家、新聞記者鄒韜奮先生，而面試我的書店總經理徐伯昕，也是我國一位著名的出版家。經過考核，我成為生活書店總店會計，開始了與書店相伴成長的歲月。

　　武漢淪陷後，我被派去甘肅蘭州，成為協助分店經理薛迪暢的“第二號人物”。再之後，我又從蘭州來到重慶。

　　崢嶸歲月，危險重重，由於受到查封或被勒令停業，生活書店的分支店一度減至6處，再後來國內分店只剩重慶書店一家。環境惡劣，但堅守信念。我想入黨，但不知書店裏誰是黨員。到重慶後，我就去了新華日報。那裏的同志説，由於很多人被捕，從1939年開始南方局下令不再吸收黨員。但是，好的同志還是要繼續培養的，等到一定時候再吸收。

　　1945年12月，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我的兩位入黨介紹人中，一位是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一位則是江姐的好友何理立。

　　從1938年進入生活書店，到1951年告別三聯進入出版總署工作，我前後經歷了13年的書香時光，儘管書店並不是戰鬥一線，但深厚的革命情感不會動搖。革命人永遠年輕，我希望自己能為黨和國家多做一些事情。

　　薪火代代傳

　　劉佔雲口述 本報記者 佘 穎 鐘華林整理

　　劉佔雲：生於1923年，1937年在四川瀘州應徵入伍，參加過二次長沙會戰、江西對日作戰等

　　1937年，我在四川分水嶺志願兵團入伍。不久，志願團就來到湖北省楊桂縣，我被編入44師132炮團迫擊炮連3排，正式上了戰場。

　　1941年，第二次長沙會戰爆發，我和部隊奉命駐守影珠山。這座山很高，我記得當時是9、10月份，可山上的積雪仍有3尺多厚。我們在山上，日軍在山下。日軍只要有動作，我們就朝山下開火。有一次，日軍“呀呀呀”地喊了一陣日本話便往上衝，竟然衝到了陣前。那時候再打槍已經來不及了，我們就近身跟他們拼刺刀。

　　就這樣反覆多次攻守，雙方相持了近1個月，日軍終於撤退了，我們立即追擊。日軍極其殘忍，一邊撤退，一邊沿途放火燒村莊。追擊的時候，很多老百姓慘遭殺害。

　　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後，部隊開到江西。當時，我的班長是共産黨員，他介紹我加入了八路軍，後來又加入解放軍220師。可日軍的裝備比我們好太多了，我們就和他們打遊擊戰。在山頂上看見敵人，拿槍就打，等消滅了敵人再去打掃戰場，有時一場仗下來能挑回來兩擔子沒用過的子彈。

　　抗戰結束後，我回到了四川。當兵的經歷對人生意義重大，我從沒有後悔過。好男兒就應該為國盡力、保家衛國。2011年，我的孫子進入甘肅空軍後勤部隊，成為了一名軍人。去年，我的外孫進入貴州銅仁消防總隊，成為一名消防戰士。我希望我的子子孫孫都爭取當兵，保家衛國。

　　烽火人生路

　　李善述口述 本報記者 陳 鬱整理

　　李善述：1916年出生，山西省堯都區段店鄉東段村人。曾參加過中國工農紅軍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等

　　1936年3月，我母親病了。為給她籌集醫藥費，我牽著家裏的小牛犢到集市上去賣。集市上，紅軍的宣傳讓我熱血沸騰，我當即報名入伍。參軍後，我被編入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師三團三連的先頭部隊。當時，為了擴大革命根據地，紅軍相繼發起東征、西征戰役。甘肅省慶陽市環縣曲子鎮戰鬥是西征戰役的第一戰。

　　在曲子鎮戰役中，因彈藥缺乏，戰士們全部上刺刀與敵人展開肉搏，當年，我用大刀一連砍死7個敵人。戰鬥快結束時，我的頭頂右側被敵人打中，腦蓋骨被子彈打裂，只有一層腦膜未被打破。後來，戰友告訴我，我滾到坡下不省人事，但槍還是緊緊抱在懷裏。

　　由於作戰勇敢，戰鬥結束後，我被授予“戰鬥英雄”稱號，並榮記三等功。

　　1937年9月，我所在的115師奉命攻打平型關。那會兒日軍人員很多，為了能突襲成功，我們連夜冒雨提前到達伏擊地點待命。第二天上午，日軍進入埋伏圈，戰鬥打響了。經過一天激戰，1000多個鬼子橫屍山野，八路軍摧毀敵軍汽車100余輛，並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全國抗戰開始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大勝利，極大振奮了全國的民心和士氣。那一戰，光搬運物資，我軍指戰員加上附近的老百姓，就用了整整兩天時間！

　　1940年，我擔任騎兵偵察二排排長。當年秋天，隨部隊參加了百團大戰，攻克娘子關，後來又到河北唐縣、淶源參加對日作戰。

　　年輕時跟著部隊到處打仗，為的是救國救民，如今年紀大了，還是要加強學習，不能躺在功勞簿上。我們得給年輕人做個好榜樣。

　　一腔報國志

　　尤廣才口述 本報記者 陳 鬱整理

　　尤廣才：生於1919年9月3日，山東臺兒莊人。1938年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1944年4月，被編入中國駐印部隊，入緬甸對日作戰

　　1938年春末，臺兒莊戰役打響。那一年，我19歲，我跪別了60多歲的老母親，考入“戰時工作幹部訓練一團”，簡稱“戰幹團”。兩年後，又被分到54軍軍部特務營任排長，一年後升任第50師特務連連長。我們的部隊在滇越邊境駐防，防禦在越南的日軍進犯。

　　1944年4月，我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立刻飛赴緬甸前線，參加對日作戰！這也是中國派出的第二批遠征軍。

　　那次飛行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我們坐著運輸機飛越了著名的“駝峰”航線。這條航線從昆明到印度東北加蘭邦的汀江機場，全長840公里，要經過喜馬拉雅山東段群峰，山峰起伏連綿，猶如駱駝峰背，因此被稱為“駝峰”。“駝峰”航線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間，空氣稀薄，受氣流影響變化大，很多飛機因此墜落山谷，機毀人亡。而“駝峰”又是日軍空軍和高炮控制區，因此也被稱為“死亡航線”。

　　戰鬥中，特務連負責沿公路正面進攻。仗從早晨打到中午，我率兩個傳令兵、一個號兵跑向最前線。敵人的狙擊手發現了我，瞄著我打，號兵周勇因為貼在我身邊，被打中當場犧牲。眼看著他倒下，血從軍服裏冒出來，我們只能繼續往前衝……直到今天，這一幕我也無法忘掉。我們很多的戰友，都是這樣犧牲的。

　　這一戰結束後，我和我的不少戰友受到了表彰。《陸軍第五十師緬甸西保戰役有功官兵勳績表》對我的評價是：“忠勇果敢，指揮從容，行動堅決，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敵堅固陣地，一舉追敵至數英里，使敵不逞而抵抗。”

　　誓死保家園

　　譚昆山口述 本報記者 劉 麟整理

　　譚昆山：1937年入伍。入伍前是湖南省祁陽縣瀏灣小學的算術老師，後編入陸軍74軍58師172旅343團5營8連，任“敢死自願隊”隊長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年僅16歲的我還是個小學的算術老師。8月，74軍招考幹部訓練班，一想到可以打鬼子，我當即決定，丟下粉筆頭，從軍去！

　　1939年2月，春節剛過，我所在的部隊接到緊急任務——收復江西省高安縣上高高地。當時我們組建了“敢死自願隊”，隊長由我擔任，每個人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

　　上高高地的地形非常獨特，四週植被覆蓋少，掩護條件很差，易守難攻。那時，高地上早已佈滿了日軍的重重埋伏。因為雙方火力懸殊較大，日軍武器精良，我軍傷亡慘重，高地久久未能攻下。由我帶領的20名敢死隊員已有3位犧牲。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當我的戰友郭佔魁漸漸接近敵人的碉堡，突然火花四起，他被日軍發現了！當時，大夥兒都以為他已經犧牲，沒想到他又重新站了起來。他趴在從碉堡裏伸出的機槍的右側下方，一隻手緊緊抓住碉堡下方的沿壁，另一隻手掏出手榴彈，用嘴狠狠拉開引線，就往機槍口裏塞去。“砰”的一聲巨響，敵方碉堡被炸開了花，郭佔魁壯烈犧牲了。碉堡被炸掉後，敵軍陣腳大亂。激戰持續10多分鐘，槍聲爆炸聲漸漸弱了，我知道，我軍勝利了！

　　一寸江山一寸血，保家衛國，我和我的戰友們都是用命在拼。今年我93歲了，但抗日戰爭保家衛國的一幕幕常常在我腦海裏浮現，我也常常叮囑我的後代和朋友：勿忘國恥，振興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