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創造必備的條件，特別是對資源配置主動脈的金融市場建設，我們更要從正反兩個方面清醒借鑒他山之石，把握方向，立足國情，立足實體經濟，居安思危，不盲從，不犯暈，處理好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金融開放與金融管制等各種關係。

　　■我們在實行金融開放政策時，一定要高度重視金融全球化對我們金融主權的衝擊與危害，我們不能心存僥倖，無視規律事實，不承認我們在金融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欠缺，更要清醒地認識美國的自私自利與華爾街銀行家對我們的危害。

　　■我們應該在尊重市場、尊重規律的前提下，發揮制度優勢，除維護市場秩序、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建立風險防範處置機制和促進金融基本建設外，更重要的是把金融關進服務實體經濟的籠子，遏制金融自我服務的利潤與薪酬衝動。

　　■我們今天都喜歡講“改革紅利”，但是要想享用改革紅利，首先要把握改革方向，在金融改革領域，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金融“創新”。我們應該清醒認識當今國際流行的所謂“金融創新”不僅是金融危機的根源，還是提高經濟運作成本、損害經濟運作效率的病根。金融“創新”從一開始，其動機和結果就是提高金融仲介機構的紅利，我們期盼“改革紅利”，但是怎麼改？改出來的是誰的“紅利”卻一定要清醒！

　　居安思危，是我們中華民族祖先就有的大智慧，反映了我們先人思想的深刻與清醒。然而，在科技昌明、物質世界日新月異的今天，卻鮮有在精神上能保持獨立清醒，具有深刻洞察力者。特別是在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金融領域，面對光怪陸離、層出不窮的金融思潮，來勢洶湧的利益衝動，而能夠居安思危，在理論上保持清醒，在實踐中卓有建樹者，就更是鳳毛麟角了。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總裁任志剛先生就是這麼一位。任志剛先生早在1983年就參與制訂聯繫匯率制度，先後經歷了“八七股災”、亞洲金融風暴、打擊金融大鱷，美國次貸金融海嘯等大事件。任先生1993年起就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直至2009年9月退休，在任16年建樹卓著，被譽為香港第一位“中央銀行家”，傑出“中央銀行家”。

　　近日，我拜讀了任先生新近出版的《居安思危》一書，回顧這些年來他在對岸香江金融市場的思想、作為，不禁感觸良多！掩卷細思，任先生這本書，除“自序”、每篇的“導言”和每章的“後記”是新近寫就的以外，全書主要內容均是從1999年9月到2009年9月，他每週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網站上撰寫的名為《觀點》的專欄文章編綴而成的，看似“了無新意”，實則再現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那段彌足珍貴的歷史，思維縝密、分析獨到、見解精闢、切中時弊、警示未來，對當今雄心勃勃，志在必得，似乎勝券在握的中國金融界不啻是一篇“醒世恒言”！

　　任先生在書中闡釋了聯繫匯率制度的産生與優化；香港貨幣基礎的發展；金管局的功能、職責與運作方式；外匯基金的管理；金融基本建設；對銀行業的監管；香港的人民幣業務、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關注和香港與內地的金融合作等等。這些問題都對中國金融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特別是其中的出發點與視角、觀察與處理問題的思想方法對我們都大有裨益。

　　這本書對我們更重要的啟示，我認為是任先生關於全球化對主權金融的挑戰與衝擊，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金融創新與風險，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策略把握等等。

　　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當今中國，我們又走到了一條三岔路口。雖然我們的綜合國力已讓世人矚目，人民群眾生活水準也大幅提高，成績巨大，翻天覆地。但經濟結構失衡，粗放經營，資源使用、配置效率低下，産業産品檔次偏低，商業文化腐敗，環境污染嚴重，國企效益與漏出問題依然存在，貧富懸殊和官員腐化現象等等問題已經無法繼續忽視，到了不解決將難以為繼的地步。但何去何從，朝什麼方向，採取何種方式，採用什麼策略卻需要我們深思慎行。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的國策，毫無疑問是提高中國資源配置效率的歷史性進步。但實施這一重要國策，走市場化道路卻絕不是一放了之那麼簡單，為滿足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作用的基本條件，我們還有大量功課要做。首先，我們必須在哲學上劃清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界線，不可偷梁換柱，混淆概念。其次，我們要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創造必備的條件，例如法制建設、透明度建設、誠信文化、商業主體內控機制、國企市場行為主體再造等等。特別是對資源配置主動脈的金融市場建設，我們更要從正反兩個方面清醒借鑒他山之石，把握方向，立足國情，立足實體經濟，居安思危，不盲從，不犯暈，處理好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金融開放與金融管制等各種關係。

　　任先生在這本書中指出，在可見的將來，貨幣及金融領域中出現重大的結構性轉變的可能性是高的。但基於不同的理由，全球各地對宏觀金融政策和各種金融服務的理想提供方式，仍有異常龐大的討論空間。他指出，在短短不足二十年間，先後爆發了兩次相當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金融發展現正處於交叉點上，金融的發展方向，以往很少像目前這般不明朗。金融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為經濟服務，但過去二十年，實在未有好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他認為國際金融體系需要進行改革，以更有效地為經濟服務。

　　全球化對主權金融的衝擊

　　對於金融危機的原因，通常人們都認為是由於採取了輕率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體制出了問題。但在金融全球化的情況下，採取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並建立穩固的金融體系，往往也難以倖免，金融危機照樣會不期而至。

　　今天，金融開放在我國似已成為共識，但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是否清楚我們將會面臨極大的挑戰和衝擊，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具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防患于未然。

　　在談到全球化對各個主權金融市場的衝擊與危害時，任志剛先生認為造成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與國家利益的困局”。他指出，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困局，一方面是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監管合作中，基於本土政治的原因，每個政府只顧及自身的國家利益，不會考慮其政策措施對外國或全球其他地方的影響。他舉例説，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而言，美國高級官員每每在回應有關量化寬鬆及退出安排對外國市場産生的負面影響時，一貫重申他們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捍衛自身國家利益。他在一個國際會議上曾向一名美國高級官員提出全球化下大國政策對金融穩定影響的憂慮。這位美國高官回應道：“如果你想晉身職棒大聯盟，你最好先習慣一流高手的投球。”

　　回想作為擁有國際貨幣鑄幣權和收益權的美國本來對國際金融和全球經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它卻從來未曾想過承擔責任，卻口口聲聲教訓中國要“做負責任大國”，雖然荒唐與無恥至極，卻又是真實的國際叢林邏輯！

　　正因為這些原因，任先生對通過國際金融多邊組織解決困局並不樂觀，他認為推行改革的一個重要阻力就是大國利益主義。這種局面還會延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再次出現另一個會損害主要大國國家利益的金融危機時，才會有一個符合全球利益及意義深遠的改革。

　　任先生對大國利益主義對全球金融的危害之説可謂一針見血，但他寄望另一次金融危機會讓美國改弦更張，我則不敢茍同。我認為，美國的法律、政治制度格局和華爾街利益的巨大影響力決定了美國的金融霸權主義會一條道走到黑的。2008金融海嘯使美國經濟受到重創，但華爾街和美國政策當局並未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依然是好了傷疤忘了疼，重蹈覆轍。當今重要的是我們應認清方向，不要成為美國金融規則的犧牲者。

　　任先生在講到形成這種困局的另一方面原因時引用了沈聯濤先生的一段話：在全球市場中沒有人將市場視為一個整體，也沒有人追蹤市場、機構及産品之間的互動與聯繫，當流動資金、杠桿效應、貪婪與恐懼這些因素聚集一起時，便引發一場完美的金融風暴。

　　因此我們在實行金融開放政策時，一定要高度重視金融全球化對我們金融主權的衝擊與危害，我們不能心存僥倖，無視規律事實，不承認我們在金融實力、技術、經驗等方面的欠缺，不能不對給中國製造金融危機是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一環，也是最有效的一環這一事實視而不見！

　　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

　　毫無疑問，香港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市場。在這樣的一個自由市場中，政府有沒有一席之地，扮演何種角色？這些問題對於我們今天的政策選項都是具有啟示意義的。

　　任先生認為，在一般情況下，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在引導經濟資源的運用以促進經濟效益方面，遠比依賴政府官員來得有效。香港金管局一向的態度是與銀行業保持合作的夥伴關係，並明白經營銀行業務的是銀行而非監管機構，因此完全由銀行自行作出商業決定。但是，自由競爭的好處並不是絕對的，對於“盲目競爭”或“割喉式競爭”，需要政府加以監管，以保障或促進公眾利益。

　　任先生亦指出，自由市場是有可能失效的。首先，自由市場理論是有很多假設條件的。一是自由市場的供求雙方都是由大量承價人組成的，他們行動獨立，無法左右市場的價格水準；二是影響市場的資訊都可自由並及時取得；三是供求雙方對價格變化會有及時反應；四是市場買賣的産品劃一等等。但是這些假設並不一定存在於現實世界，這些假設只會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市場兌現，每個市場都有各自偏離假設的地方，完美的市場在現實世界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其次，自由市場失效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風險的不可估性。根據以往的市場漲幅計算的風險參數，以及為承擔市場風險而設計的風險管理工具往往不夠。在金融風暴中市場人士所蒙受的損失，會遠高於風險管理模型在最嚴峻的假設情況下計算出來的數字。

　　第三，無論是內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香港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無論是公營部門或私營部門，都存在著更多為仲介機構的利益而不是為公眾利益而運作的現象。正因為有這種利益衝突，自由市場會被自由操控，加上資訊科技與衍生品的發展使得系統性風險更容易發生，説明放縱的自由市場，特別是在貨幣及金融領域裏，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例如，外匯市場在完全自由操作的情況下，能否有效率地發揮價格發現的功能，是存在很大疑問的。

　　因此，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應該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在不越俎代庖的前提下加強監管，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建立危機應變機制，為金融發展創造條件，包括加強金融基建。

　　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會放任市場隨興自由發展，縱容市場破壞資源配置，損害投資者利益甚至國家利益。這是天經地義的政府責任。高度自由的香港金融市場的有關人士和監管者，從市場實踐和經驗教訓中深切體會到政府在市場中應該發揮積極作用，同時他們又深深地感受到在自由且開放的市場框架下政府角色的局限。因此，我們應該在尊重市場、尊重規律的前提下，發揮制度優勢（任先生在書中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政策傳導機製表示了羨慕，認為這個機制的效率明顯比西方國家經濟的政策傳導機制優秀），除維護市場秩序、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建立風險防範處置機制和促進金融基本建設外，更重要的是把金融關進服務實體經濟的籠子，遏制金融自我服務的利潤與薪酬衝動。

　　金融創新與風險

　　1980年代之後，特別是這二十多年來國際金融市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華爾街在“創新”的旗幟之下不斷花樣翻新，創造出了大量的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金融衍生品。但是，這些新玩意兒一是為誰服務？是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為投資者還是為了金融業的利潤提升？二是金融創新是對衝風險還是製造風險？至今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結論，遺憾的是在我國金融界竟然形成了危險的“華爾街共識”。

　　任志剛先生作為一位經歷了數次金融風暴，與金融大鱷交鋒搏殺過的過來人，對金融“創新”有其深刻、清醒的認識。

　　他表示，在過去的二十年，金融似乎産生了自己的生命，漸漸將金融仲介機構的私利置於為經濟服務的公利之上。這些金融仲介機構巧妙地透過所謂金融創新的方式，利用複雜的金融安排來設計一些結構性金融産品，表面上産生了降低仲介成本的假像。這些金融産品當時的確能為投資者帶來可觀的回報，甚至為信譽不佳的借款人提供獲得低廉資金的途徑，但這種反常規的現象當然是無法持續的，唯一可以實現的只能是金融機構的豐厚利潤和管理層的鉅額花紅。

　　他説，雖然金融創新備受質疑，但在自由市場的推波助瀾下，加上金融仲介機構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遠大於監管當局，直接影響了金融監管的範圍及形式，因而産生了許多未知的金融創新風險，而這些風險大多充斥于發起金融創新的已發展市場，最後觸發一場金融危機。在“審判日”來臨時，相比已經把大部分利潤及花紅收入囊中的金融仲介機構，遺憾的是投資者及集資者要承擔更大的惡果。投資者損失慘重，而借款人再無融資途徑。換言之，金融仲介成本急劇攀升，令經濟陷入困境。在這裡，任先生有一句一語中的、直指要害的話，道出金融仲介利潤花紅的天機：爆發危機後暴漲的仲介成本，實際上是包含了危機之前金融仲介機構已經落袋為安的超級利潤和花紅，就好像是將仲介成本來一個時空轉移一樣。

　　任先生認為，雖然理論上金融創新即衍生工具有穩定市場的作用，但這些作用往往不明顯，衍生工具反而喧賓奪主，併為金融穩定埋下隱患，聲稱為促進金融效率但實質為金融仲介機構賺取短期利潤而設的金融創新，最後必定引發金融危機。

　　對於新興市場的所謂金融創新，任先生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他説，在一些情況下，有關當局也難辭其咎，以為依樣畫葫蘆地跟隨其他地區的金融發展措施，便可以得到國際金融中心的“美譽”。基於“人有我有”的心態而推出金融衍生工具，卻忽略了發展基本的資金融通渠道，提高資金融通效率。我們應該避免受到利用金融創新之名，為求獲得鉅額利益之實的人士所影響。要明白雖然“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但金融是為現代經濟服務的，而不是現代經濟為金融服務，不應盲目地為發展金融而發展金融。

　　任先生的這段話，不知道批評的是誰，但我們不妨對號入座，照照鏡子。就以這一段時間國內金融市場如火如荼的資産證券化為例來説，雖説資産證券化能釋放出來一些流動性，但解決不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卻猶如飲鴆止渴，會釀成大禍的。在談到美國的次級按揭問題時，任先生就指出金融體系透過證券化轉移風險，賺取收費及向更多按揭借款人推銷其他銀行業務，會對貨幣及金融穩定構成風險。原因是證券化一方面使金融機構對借款人的信用質素不再需要關心；另一方面令人無法知道風險存在於哪、由誰承擔、有否得到妥善管理，以及風險一旦惡化至超出預期時會出現什麼情況。

　　始於次貸即資産證券化的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猶音在耳，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的感覺就這麼好，愣是不信邪，執迷不悟，非重蹈美國人覆轍不可！

　　任志剛先生憂心忡忡地指出，對於金融仲介機構為實現利潤及花紅最大化的私營利益，與透過高效金融仲介活動支援經濟發展的公眾利益之間的衝突，有必要妥善處理，才能夠可持續地維持金融穩定。然而，縱觀全球各地金融體制的管治安排，卻沒有特別關注此衝突，更遑論制定處理衝突的策略。

　　任先生的這段話是在給中國金融監管當局敲響了警鐘。正如他所説雖然美國等國家已頒布新法禁止銀行進行自營交易，但金融仲介機構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在美國這個“民主”國家仍非常巨大，他們的貪婪應會繼續主導金融業的發展。

　　美國人要一條道走到黑我們管不了，問題是我們中國金融界，特別是我們決策者要頭腦清醒，把握方向，不要被利益集團誤導或綁架。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把中國金融導入服務實體經濟的軌道。

　　我們今天都喜歡講“改革紅利”，但是要想享用改革紅利，首先要把握改革方向，在金融改革領域，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金融“創新”。我們應該清醒認識當今國際流行的所謂“金融創新”不僅是金融危機的根源，還是提高經濟運作成本，損害經濟運作效率的病根。金融“創新”從一開始，其動機和結果就是提高金融仲介機構的紅利，我們期盼“改革紅利”，但是怎麼改？改出來的是誰的“紅利”卻一定要清醒！

　　資本賬戶開放的策略把握

　　人民幣國際化毫無疑問是大勢所趨，問題在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安排、策略選擇，特別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時機判斷、政策把握、進出方式等等則尤為重要，切不可掉以輕心。這些問題不僅關乎國家利益，更與我們的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任志剛先生多年來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一直很關注，也十分熱心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為人民幣國際化鋪墊服務。由於其長期浸淫于自由市場的環境之中，又曾遭遇過金融大鱷的狙擊，深諳開放市場的脆弱，因此對內地市場的金融開放也不無擔心。

　　在談到資本賬戶開放問題時，他指出，在國際資金自由流動的環境下，外匯市場的能量是足以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金融震蕩，甚至是金融系統崩潰。因此，那些正在參與推行全球化的國家，在實行金融改革與自由化舉措時，都有考慮建立合適的保護措施，以抵抗貨幣及金融不穩。事實上，現時國際的討論已再次提及適當的國際資金流動控制及密切監察的好處，而資本賬戶的完全自由兌換已不再被視為最理想的模式。另外，捍衛當地金融體系免受外國金融震蕩的衝擊已成為不少國家的首要任務。

　　鋻於此，任先生在衡量過全無約束的自由兌換對貨幣及金融所帶來的風險後，他認為中國應爭取人民幣可兌換而非自由兌換。也就是説，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界定的所有國際經常賬戶及資本賬戶項目的要求，人民幣是可兌換的，但要設立申請及審批機制、視乎情況制定適當條件且要求呈交資料以作審查，並行使保留權對於未達到條件要求者不批准其兌換申請，以及對違反相關規定者進行適當的制裁。他表示，此機制似乎十分繁瑣，但他認為實行審慎的風險管理十分必要，因為可確保外匯市場上涉及人民幣兌換的活動盡可能反映經濟基本因素，而不會損害貨幣及金融穩定性。他進一步指出，依賴在外匯市場的自由兌換以準確地發現本地貨幣兌外幣的價格並不安全可靠：因為超過95%的外匯市場活動反映的是投機性交易，有些甚至是一些狙擊性買賣，這些活動往往導致匯率大幅波動，損害貨幣及金融穩定，並不利於準確的價格發現，幫助糾正國際收支失衡的狀況。

　　很難想像這些話是出自金融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香港前金融管理局總裁，被國際譽為傑出中央銀行家的任志剛之口！但這正是在高度開放和自由的香港市場遭受金融大鱷攻擊有過切膚之痛經驗，並深感維護金融穩定極為不易的監管者對我們的肺腑建議，其真知灼見難能可貴！實踐出真知！這些痛苦的實踐經驗正是我們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從業者、監管者和決策者都欠缺的！但願我們永遠沒有這种經驗，但前提是我們要高度正視別人的寶貴經驗，防患于未然！

　　因此，我還是希望有關當局在金融改革開放問題上保持清醒、深刻，居安思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辨明方向，小心實施，讓金融回歸本原，為實體經濟服務。堅持簡單哲學，不要在金融領域玩創新花樣，千萬不要在我們手裏搞亂了金融，顛覆祖國復興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