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正在為誕生中國的民營銀行而探路。

　　7月25日，中國銀監會正式披露，批准深圳前海微眾銀行的籌建申請。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透露，“深圳前海微眾銀行將辦成以重點服務個人消費者和小微企業為特色的銀行”。

　　深圳前海微眾銀行大股東、騰迅公司的政府發展部高級經理曾秀蓮説，“深圳前海微眾銀行將結合網際網路，提供高效和差異化的金融服務。”

　　就像國務院批復中所講的，在享有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1+6”政策體系的同時，深圳可以在科技金融、新型科研機構、深港經濟合作等方面進行探索。

　　“前海是國家的前海，不是深圳的前海。”深圳市市長許勤認為，“這是體制創新和制度創新，並不是優惠政策。目的即在於推進改革、推進創新”。

　　在深圳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改革創新版圖裏，深圳前海微眾銀釋放出了一個積極信號。

　　“政府”成為“天使投資人”：補上投資鏈上缺失的第一環

　　從去年年底開始，陸健就在醞釀一項改革。

　　按照他的設計，在沒有獲得風險投資的科技型企業中，探索深圳市研發資金股權有償資助協議退出的方式，簡單點説，就是讓政府成為企業的“天使投資人”。

　　作為深圳科技創新委主任，他深知科技型企業的痛苦，“去年，深圳各投資機構管理的私募基金超過3000億，佔全國的1/3，但他們和其他地方一樣，更關注相對成熟的企業，對初創期企業或者科研前端不願涉及”。

　　這種投資偏好在我國形成了一條“無頭的投資鏈”。在陸健看來，“在科研前端介入，政府要做的，就是補齊這個鏈條”。

　　在這項改革中，他沒有像各地一樣，讓國有創投公司成為最終的“實施者”。

　　對此，他進行了這樣的分析，“國有創投公司，帶有政府和企業的兩重色彩。投早期的科技型企業吧，看不準，風險大，還有國資保值增值的顧慮；投成熟期的企業吧，又因自身和政府的關係，在同社會資本競爭時佔優，造成一種‘搶食’的局面”。

　　他坦言，深圳在這方面有過教訓，而這也是各地國有創投公司的“通病”。

　　在深圳新一輪改革中，陸健設計了一種全新的思路——選擇一家事業單位，具體而言就是深圳市科技金融服務中心，代替政府持股，對科技型小企業進行投資。

　　“我們採取市場化手段，請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盡職調查，然後結合政府自身判斷，對初創期科技企業進行投資。”深圳市科技金融服務中心副主任魏躍昆説，“事業單位進行直投，避免了創投公司的糾結。社會資本看中的，我們沒必要介入；社會資本沒有顧及到的，才是我們的主戰場。”

　　在魏躍昆看來，“深圳正在進行一種政府科研經費投入方式的改革”，“這種改革，不同於以往項目式的無償資助，而是通過協議的方式有償退出”。

　　當各地政府資金陸續跟隨風投一起投資試圖成為“聰明錢”的時候，深圳卻反其道而行之，“我們的社會資本夠多了，可以做好自己的投資環節。政府資金從科研前端介入進行投資，則能補上投資鏈上缺失的第一環。”魏躍昆説，“深圳還拿出4億元，為初創期科技型企業貸款進行擔保貼息。這就形成了讓資本關注科技小微企業的政策體系。”

　　今年4月，中小企業發展資金管理辦法出臺，在國家政策層面對此進行了肯定。魏躍昆説，“政府做‘天使’，深圳又先行了一步”。

　　在大科學面前放下爭議：新型科研機構發展起來才是真命題

　　華大基因曾長期處在輿論的漩渦中，“公私同行”成為他們被攻擊的主要靶子。

　　在深圳的新型科研機構中，華大基因很有代表性，它是一家民營企業，它的研究院也是深圳的事業單位。

　　不過，在華大基因當家人汪建看來，這樣的爭議來得有些不是時候，“21世紀是生物經濟時代，基因研究是基礎中的基礎。基因是一門大科學，能夠改變人類的未來，如果中國掉隊了，後果不堪設想”。

　　他曾多次談起類似新型科研機構在現階段的合理性，“國外的基因研究，比中國早了幾十年。這時候，中國應該幹的事，就要遵循科學發展規律，各方面一起使勁，實現超越”。

　　如今，基因科技正在改變世界。“基因檢測技術已經成為自疫苗問世以來疾病預防最重要的科技突破，不僅可以大大降低遺傳向相關的疾病發生率，減少出生缺陷，還有對複雜性疾病進行預測、預防、預警和個體化診療的巨大潛力。”中科院院士徐冠華説。

　　作為一種戰略高科技，在科研到産業化的重要“窗口期”，國家應加大財政科技投入。當國家投入尚且不足的時候，深圳連續多年以每年2000萬進行科技投入，顯得難能可貴。

　　為了讓類似基因、超材料等代表戰略前沿的高科技更好地成長，深圳給華大基因、光啟等的研究院戴上了事業單位的“帽子”，以享受政府撥款和進口科研儀器的稅收優惠。

　　“面對一個改變世界的大科學，一味爭議可能起不到好的效果。深圳也有爭議，但能放下爭議，讓華大基因先活下去。”華大基因戰略規劃委員會主任朱岩梅説，“如果離開了深圳，華大基因可能早就死了。”

　　從基因領域的“富士康”起步，在大規模測序中，華大基因積累了海量數據，這為選拔頂尖人才的科研打下了基礎。就像複雜性科學奠基人布萊恩·阿瑟所説的，“技術不是科學的副産品，或許恰好相反，科學是技術的副産品”。

　　“當國內高校還在為在頂級期刊發一篇論文驕傲時，華大基因發表的文章已經可以鋪滿一面墻了。”朱岩梅説，“這就是我從高校來到華大的原因。”

　　在深圳科技創新委副主任朱建平看來，“對於這些戰略高科技，最重要的不是爭議。與其爭議，不如讓他們先發展起來。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深圳就要在科技體制等方面進行突破”。

　　由“虛”變“實”的大學園：改革創新讓深港科技經濟實現一體化

　　香港理工大學花費了1.3億，在深圳建起了産學研基地。

　　從2000年入駐虛擬大學園，到2011年大樓建成，香港理工大學在深圳由“虛”變“實”了。

　　就在同一年，在它的正對面，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産學研大樓，也正式啟用。

　　而且，兩所學校的研發中心和高科技企業，都在深圳形成了規模。

　　由“虛”變“實”，香港理工大學産學研基地總裁白洪海説：“深圳市政府撥地5600平方米，這樣的科研空間是香港無法滿足的。”

　　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院長李世瑋則談起了“孔雀計劃”：“2011年，我校葉玉如教授團隊，入選首批深圳孔雀計劃。深圳3500萬資金，加速了生物醫藥中心落戶。”

　　如今，香港理工大學産學研基地，已有12個研發中心和近20家高科技企業進駐；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産學研大樓裏，葉玉如“老年癡呆的分子機制研究”已獲批科技部973計劃。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每個人都是外地人，因此沒有陌生感。這裡有很多成功的創業公司，是國內最具拓荒精神的城市。”在李世瑋看來，深港科技經濟正向一體化方向邁進。

　　“大陸的科研經費力度超過很多國家，這為我們紮根提供了土壤；土地緊張程度遠好于香港，這為研發創造了條件；這幾年，落地之後能申請國家課題，給産學研添了一把火。”但在白洪海看來，“國家應允許深圳在深港合作上進一步先行先試”。

　　對此，李世瑋深有同感，“我們的教授，薪水是從學校拿的，在香港已經繳稅。但在大陸只要工作滿183天，即便沒有收入也要再次繳稅。希望國家能支援深圳，在深港合作上進一步探索”。

　　在陸健看來，這些正是下一步深港合作亟待破解的問題，“以建設深港創新圈為抓手，融入全球創新網路，深圳的改革創新不能停步”。

　　“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命題。”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説，深圳要“全面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提供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