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9日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有分析認為，作為國有金融機構改革的重點領域，觸動利益最大的群體之一是金融業央企負責人。

　　“新華視點”記者調查發現，被視為最賺錢的壟斷金融機構收入“鴻溝”巨大，“高管幹一天，櫃員幹仨月”；薪酬標高，旱澇保收，赴國有金融機構任職甚至淪為個別官員的“養老歸宿”。

　　從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年報來看，一段時期以來，一把手”固定薪酬普遍超過百萬，部分高管已突破500萬元。

　　僅在2013年，A股16家上市銀行共為管理層發放了4.8億元薪酬。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年報均公佈了高管的固定部分薪酬，其董事長平均為103.73萬元；其中，兩家已發佈年報補充公告顯示，工行董事長姜建清去年最終薪酬核定為199.56萬元，2013年5月底才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田國立8個月拿了135.82萬元；保險高管同樣不低，中國人壽總裁2012年最終薪酬160.42萬元，中國太保董事長高國富2013年報酬稅後總額為190.2萬元；而2012年和2013年年報中，中國銀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取酬596萬元、574萬元，連年問鼎國有上市銀行，加上績效年薪後更是達到了850萬元。

　　“除了工資獎金，不少銀行還普遍設有行長特別津貼，報銷買卡等‘職務消費’不輸薪酬收入。”一家銀行支行會計部負責人説。國資控股的光大銀行在審計中，曾被查出用虛假發票報賬5682.86萬元，套取現金大部分用於發放獎金等“隱性福利”。僅其廣州分行就使用5000多張假發票，套取3000多萬元。

　　記者調查發現，高管與基層職工間的利潤分配標準不健全。一些地方的小銀行問責時“重一線輕高管”，發錢時卻對管理層“更敢發大錢”，高管與基層職工收入懸殊。

　　以中行信貸風險總監一職為例，2013年平均日賺1.57萬元，加上績效部分則日進2.3萬元。記者在長三角地區的調查發現，部分銀行的派遣制“編外”櫃員年收入僅5萬至6萬元，高管幹一天，櫃員幹仨月”，高管薪酬超過基層員工約百倍。業內人士表示，由於普遍按級別確定收入系數乃至增速，各類金融機構內部收入“鴻溝”日漸拉大。

　　對金融業高管來説，薪酬高的同時還能旱澇保收。

　　例如，成都銀行年報顯示，其行長、副行長等管理層平均薪酬多年上百萬元，水準頻頻趕超五大行。然而，2012年其凈利潤增速從48縮水至5.74，同比放緩近九成，成為業績最差的排隊上市銀行。

　　財政部也曾通報，鄭州、呼和浩特等地城商行薪酬管理違反規定，高管薪酬逆勢大漲，限薪令執行不到位。

　　國資委、銀監會近年已多次要求，國有企業薪酬改革應與績效掛鉤，商業銀行的薪酬機制也需與治理要求相統一。“但現實中，不少國企高管多數時候都旱澇保收。”某銀行上海分行去年因壞賬核銷，利潤從50億元驟降至2億元，降幅超過九成，高管薪酬卻未受影響。

　　專家建議，從國有金融機構改革的需要來看，規範任職、薪酬機制可以走市場化的“雙軌制”之路。

　　截至上年末，僅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總資産已達62.66萬億元。賀瑛認為，國企高管的任免、産生要逐步市場化，薪酬應和高管的産生方式掛鉤；如果靠任命當高管，應明確限薪；如果是市場化選聘，薪酬與問責要與市場水準看齊，與業績關聯，對股東負責，要根除“自己定標準、自己拿高薪”現象。

　　《商業銀行穩健薪酬監管指引》已要求，商業銀行應制定績效薪酬延期追索、扣回規定。銀行有權視任職期間過失，向高管追回績效薪酬。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銀行高管普遍採取薪酬延期支付，動輒因貸款損失被追索薪酬。但至今為止，國內還沒有一名國有金融高管因壞賬、違規放貸，被追索或止付薪酬。”孫立堅説。

　　業內人士建議，還要剎住官員赴金融機構任職之風。我國首家民資控股的城商行、台州銀行董事長陳小軍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有所為有所不為。通過市場化的激勵與競爭，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本土銀行家。（據新華社）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中最終年薪超過500萬元的公司高管有53位，金融類機構佔近半壁江山。

　　不少金融業內人士反映，與接受股東監督的上市大行相比，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待遇情況更隱蔽，大量未上市的地方“國字頭”控股銀行薪酬披露還“猶抱琵琶半遮面”。從財政、審計等監管部門發佈的整改情況看，以報銷名義發放職工補貼、按崗位確定“固化”薪酬增幅等做法，存在於多家地方城商行、農商行。

　　一方面是高薪酬、低風險，而另一方面，赴銀行任職卻往往僅靠“一紙任命”就能獲取動輒超百萬的年薪。

　　據中央第四巡視組通報，吉林省有多位副省級領導幹部違規擔任金融機構董事長，其中受賄1919萬元已被判無期徒刑的吉林省原副省長田學仁，退休後便選擇任吉林銀行董事長“發揮餘熱”。青海銀行、浙商銀行、齊魯銀行等一批地方國資持股銀行高管，也調任自政府官員，部分官員“跨業”前並無企業經營經歷。

　　“有一批銀行高管不是靠市場化選拔、行內層層培育，而是官員這邊剛卸任退休，那邊就去下屬企業接任，還保留行政級別待遇。政府任命去一個好地方拿高薪，難道就能培養出銀行家嗎？”上海金融學院副校長賀瑛教授説。

　　“銀行薪酬高不高應由市場決定，但部分機構薪酬機制沒有與工作責任掛鉤，高管任免與問責沒有市場化，靠‘官大’就拿到高薪。”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指出，國企薪酬機制不能助長不勞而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