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中國，涉及“房事”的所有政策都異常敏感，如與每個家庭密切相關的房地産稅，關於房地産稅的效用一直在被放大。今年以來，房地産稅立法或加快、房産稅試點或擴大等消息博足了眼球。筆者以為，無論是從房産稅試點情況來看，還是從中央對於房地産稅定位、性質來看，房地産稅並非是為調控房價。

　　記得當初上海和重慶兩大直轄市推出房産稅試點時，有人把它比喻成遏制高房價的靈丹妙藥。實際上，在這樣的初衷、動機下推出房産稅本身就是一種錯誤，而且試點三年過去了，房産稅遏制房價的作用幾乎可以歸零，僅僅是對投機者形成了心理上的影響。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形成的決定以及今年6月30日發佈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可以看出，包括房地産稅在內的稅制改革重在稅收結構的調整，是著眼于中長期的規範稅制這一目的，而規範稅制的前提則是“稅收法定”。

　　早在1982年《憲法》就確立了稅收法定原則，但當時考慮到我國法制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對建立現代稅制的經驗和條件都不夠，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于1984年和1985年兩次授權國務院立法。如今，1984年的授權決定已廢除，但1985年的授權決定現在依然有效。30多年過去，稅收法定的原則不僅沒有更加完善，反而向另一個極端發展，八成的稅收由臨時性的行政法規來決定，或者隨意增加稅種，企業不堪重負，或者隨意減免稅，有違公平。

　　稅收的確是經濟的調節杠桿，但這種調節必須是經過反覆論證、並通過嚴謹程式而進行的調節，並不是適應各種需求而隨意變更的工具，只有這樣，才能維護稅收法定的嚴肅性，才談得上公平。

　　如同歷史上每一輪全局改革一樣，包括稅制改革在內的財稅改革歷來打頭陣。《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出，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優化稅制結構、完善稅收功能、穩定宏觀稅負、推進依法治稅，建立有利於科學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體系，充分發揮稅收籌集財政收入、調節分配、促進結構優化的職能作用。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8月27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今年以來的預算執行情況。他報告了財稅體制改革進展情況，並透露了下一步財政部的五項重點工作，其中將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放到首位。

　　可以肯定的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更不是揚湯止沸，而是一場關係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刻變革，是一次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新和系統性重構。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一場關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變革，是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新。

　　綜上所述，這一次財稅改革中，稅制改革旨在配合全局改革，注重中長期效果，意在規範稅制，因此房地産稅立法不會一蹴而就，更不會單純為遏制房價而推動房地産稅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