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中友好，我向蒼天起誓，我一定盡我所能在我有生之年為之努力。”94歲的前日本戰犯久保寺尚雄面對中國朋友這樣説。

　　久保寺尚雄是曾經在遼寧撫順接受改造的982名日本戰犯的一個。當他們在1950年進入戰犯管理所時，還是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魔鬼”。當他們獲釋離開中國時，他們中的很多人眼含熱淚，將戰犯管理所稱為其“再生之地”。

　　60多年過去了，這些鬚髮皆白的耄耋老人回憶過往，仍感嘆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是一個偉大的“世界奇跡”。

　　60多年前，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發生了什麼？

　　1950年，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從蘇聯接收了近千名日本戰犯，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在這批戰犯中，不僅有偽滿洲國的實際最高統治者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還有曾製造無數個無人區的日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等。

　　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陳列館前館長張繼承説，管理所對於這些戰犯來説不僅僅是監獄，而且還是將他們這些曾經殺人不眨眼的“鬼”改造成為反對戰爭、熱愛和平的新人的大學校。

　　日本戰犯到達撫順之初，多數人敵視管教，更有相當數量的戰犯蔑視新中國，仍然擺出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的架子。少數人還公開煽動：“我們是戰俘，不是戰犯。”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爭犯罪分子，害怕受到中國人民的嚴正懲罰。

　　能不能教育、改造好這些戰爭罪犯，讓他們以歷史見證者的身份復蘇人性呢？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確的方針政策：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政治鬥爭與實施革命人道主義相結合，立足於對戰犯的教育、改造，使他們低頭認罪，改惡從善，重新做人。

　　在中央改造戰犯方針政策的指導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全體管教、看守、醫務、後勤等工作人員，付出了巨大努力，盡到了最大的責任。

　　“最關鍵的是要使戰犯認清自己的罪行，真誠悔罪，這樣才能使他們拋棄舊我，將自己改造成為新人。”老管教崔仁傑説。

　　在深挖日本戰犯罪行、使其低頭認罪的同時，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嚴格執行中央的指示，對戰犯實行人道主義。在管理上，尊重他們的人格，不打不罵。在生活上，儘量照顧並優待他們。

　　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管理所工作人員的伙食是“瓜菜代”，而戰犯的伙食標準也沒有改變。對有病者給予及時治療，對牙齒不好的給鑲牙，近視或花眼的給驗光配鏡。戰犯武部六藏患腦中風，在醫護人員的精心照料下，臥床四年，竟沒有一處褥瘡。

　　時隔60多年，92歲的須子達也回憶起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日夜夜，忍不住老淚縱橫。“日本一定不能與中國進行戰爭，作為鄰邦，我們應該互相幫助。”

　　1956年，在審判開始前，中國政府組織日本戰犯分批到全國各地參觀，他們不僅看到了新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還到日軍當年屠殺中國民眾製造各種慘案的紀念地，聽受害的倖存者控訴罪行。這極大地觸動了戰犯的思想靈魂，在當年侵略者製造慘案的地方，他們紛紛下跪，懺悔罪行。

　　1956年6月-7月，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對鈴木啟久等36名日本戰犯公開審判。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並有許多戰犯請求法庭對自己嚴懲。

　　曾任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的古海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國犯下了人類所不能允許的滔天罪行，請求中國人民對我處以極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後一代。”曾帶頭參與寫“抗議書”的戰犯島村三郎在法庭上長跪不起，請法庭對自己判處極刑。

　　經審判，所有被起訴的日本戰犯獲刑最長的20年，最短的8年。其餘未經審判的大批中下級日本戰犯，在查清其主要罪行後，免予起訴釋放回國。

　　這些歸國的日本戰犯組建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並在日本各地建立了支部，他們以“貢獻于和平與日中友好”為宗旨，反對侵略戰爭，推進中日友好。其中，出版的《三光》《我們在中國做了什麼》等書籍揭露了侵華罪行，在日本民眾中引起了很大震動。

　　如今，這場改造奇跡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大都離開人世，但新中國為改造戰爭罪犯靈魂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將彪炳史冊，成為人類歷史中莊嚴而又溫暖的記憶。

　　正如日本戰犯稻葉績所説：改造戰犯使其認罪並更好地為人類做貢獻，有著深遠的意義。撫順戰犯改造是偉大的工作。

　　(新華社瀋陽8月3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