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決策層已明確表述的“新常態”概念，我的領會是在決策基本判斷上已看清我國面臨經濟運作狀態的階段性轉變，並伴隨全面配套改革需要取得“決定性成果”的關鍵性新時期。宏觀經濟以經濟增長速度指標為代表的運作態勢，將完成一個“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的探底過程。同時，在增長速度換擋期與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情況下，我們要把握住的關鍵性能動作為，是需再加上一個“改革攻堅克難的推進期”，以制度紅利的釋放來對衝下行因素，完成“趨穩”、“蓄勢”，並以“創新”發力而步入一個較長時期的“升級版”次高速健康發展階段。

　　新常態下的財政、貨幣政策，必須立足於服務全局，努力促進國民經濟運作的基本穩定與提高品質，並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中，把短期的、年度的調控與中長期實現“五位一體”全面改革目標銜接起來。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優化，至少需考慮把握好如下要點：

　　一是兩大政策協調搭配的框架，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使市場充分起作用”的調控哲理。只要宏觀經濟運作狀態處在可接受的區間之內，決不貿然啟動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雙松”搭配。目前以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來作“一松一緊”的搭配，總體上適應新常態進入期的調控需要，有利於在景氣水準、就業率水準可接受的底線上，讓市場更好發揮“優勝劣汰”、調整結構的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只要經濟運作不出現可能穿破底線的重大特徵變化，對此決不輕易改變。

　　二是兩大政策在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互有側重、優勢互補的同時，總體上需更多考慮強化與優化“供給側管理”。貨幣政策的調節通常勢必帶有總量調節特徵，而財政政策在配合、策應貨幣政策時，理應把現階段的總量擴張（以赤字規模和舉債安排為代表）與明確的“區別對待”結構導向政策相結合，突出重點，兼顧其他，以財稅政策手段傾斜支援“三農”、社保、小微企業、科教創新、教育文化、戰略性新興産業等領域。另外，2014年貨幣政策方面“定向降準”等把總量型政策工具結構性運用的操作，也值得及時總結經驗，加入“供給管理”的區別對待式政策組合。以財政、金融相互協調機制支援的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的發展，亦需放入“供給管理”框架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地在供給側發力，有助於結合中國國情與特定發展階段，在新常態下把從保障房建設、小微企業創業支援、環保産業發展等，到重大項目建設等的一系列重要事項做好做實。

　　三是兩大政策的設計與運作必須積極有效地服務於、配合於推進財稅、金融等方面改革的展開和深化。財政改革作為在被稱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率先啟動的重頭戲，將在預算管理、稅制和中央地方體制關係三大方面推出一系列舉措，也將在財政資訊透明度、跨年度預算編制、資金績效提升、轉移支付、地方債務、具體稅種改革和中央地方分配關係等方面産生眾多與新制度供給相匹配的新政策供給需求。金融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項，如存款保險制和中小金融機構興辦、人民幣“走出去”與匯率機制的優化，特別是關鍵性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等，亦都擺上了改革議程，需要政策配合。兩大政策還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國債發行、公開市場操作、國庫現金管理等“結合部”方面創新機制。以財政政策為主支援公車改革、司法改革、資源産品價格改革等等，亦是無法回避的重要任務。政策的設計和優化，需要服務改革、寓于改革。

　　以上關於兩大政策的鬆緊適度合理搭配、供需管理結合而更加注重供給管理和服務支援改革，其內在邏輯都是在於要適合新常態的“趨穩”、“蓄勢”與“創新”需要而服務全局。

　　（作者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