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衚同，50多個人物，市井煙火與時代洪流交纏縈繞，個人的悲喜與文化的痛楚相互映照。這就是老舍筆下的《四世同堂》。他用其一貫的細膩筆觸與悲憫情懷，塑造出力透紙背的抗戰眾生相，並透過這些人物，敘述了一部民族的痛史，凝練成對傳統文化的透徹觀察。

　　當文化與戰爭“同堂”，“四世”不再僅僅標明一個家族的斷代，也是在戰爭的視域裏重新觀照傳統文化的“四重維度”。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深厚且滯重的，當面臨劇烈的外界衝突時，有動搖、有覺醒，但同時也有猶疑、有被動。

　　作為父親的祁天佑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代表。他是傳統的“老中國的兒女”，一輩子委曲求全，只想安安穩穩地過日子。抗戰一爆發，他變得不知所措。他可以最大程度地承受生活的磨難和旁人的刁難，但是不能忍受對自己人格的作踐。最終，他由於受到日本人的“遊街”侮辱而投河自盡。終究，他是為了一口氣而活著，而這口氣要是沒了，他這個人也就無法立於天地間。這口氣，聯繫著的依然是尊嚴、自重、氣節等。只是在祁天佑的話語體系裏，他更習慣把它稱為“體面”。大哥祁瑞宣也是這樣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一名中學英語教員，不願當亡國奴，心痛大好河山被佔領，但作為一個大家庭裏的長孫，他還要考慮一大家子人的安危和生計。他知道自己沒法走出家門，但支援弟弟去抗日，他對弟弟説，“你去盡忠，我來盡孝”，半是激勵半是無奈。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有著不少投機主義的劣根性，《四世同堂》中，也有著對這一類人的深刻嘲諷與否定。

　　二哥祁瑞豐貪圖享受，一直都想謀個官職噹噹，為此不惜多方鑽營。在這樣一個性格支點下，他一步步走上漢奸的道路，也就並不奇怪了。小説中也不乏告密者、為虎作倀者、狐假虎威者，等等。對於這些民族敗類的描寫，正是老舍力圖展現出的複雜而驚心動魄的抗戰歷程。過於樂觀或者過於悲觀，都顯得極為幼稚。這一場抗戰確實是“持久戰”，也是一個民族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過程。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洋溢著世俗風情的，但就是這“俗”裏，既有蠻荒的惡，又有深厚的仁愛。這也是老捨得作品向來著墨的重點。

　　在《四世同堂》的抗戰群像裏，有許多讓人動容的小人物：拉洋車的、剃頭的、搬運苦力……他們看似三教九流，卻有著底層人民的原始強力和最樸素的家國觀。他們在亂世裏要討生活，但是這並不能成為他們的屈服侵略者的理由。即使是方六，一個逗人開心的相聲藝人，在天橋掙幾個銅子兒時，他還時常把時事材料“現挂”到相聲段子裏去，激發聽眾的愛國情懷。

　　終於，抗戰勝利了，小羊圈衚同裏的民眾忍受了8年的屈辱，似乎在找一個出口宣泄勝利。他們想到的是衚同裏還住著一個日本老太婆，他們要去給她點顏色看看。這時，祁瑞宣毫不遲疑地站出來制止，他“猛然站起，一步跨到日本老太婆和大家中間。他的臉煞白，眼睛閃著光。他挺起胸膛，人仿佛忽地拔高了不少。他照平常那樣和氣，可是態度堅決地問道：‘你們打算幹什麼？’誰也沒敢回答，連方六也沒作聲。……‘你們打算先揍這個老太婆一頓嗎？’”瑞宣的挺身而出，淋漓盡致地詮釋了中國傳統文化裏的仁義、善良。他受夠了被欺壓的苦，不想對一個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這種不斷迴圈的互懲模式只會將人類推入更深的災難之中。

　　一邊是幾千年的厚重傳統，一邊是包括戰爭在內的新的歷史時代的巨大衝擊，傳統文化如何拾起自信繼續前行，是老舍在《四世同堂》裏著力探討的問題，這就是文化的“新生”。

　　三弟祁瑞全是一個在校大學生，他有理想、有熱情，也有行動力。北平一淪陷，他就走出家門，投入到抗戰洪流之中。一定意義上講，祁瑞全象徵著一種新的文化精神。他身上的青春、熱血、向上、自信，讓人感到振奮，也讓人看到民族的希望。

　　而小説塑造的另一個傳統文人錢默吟，更是一個深刻的文化隱喻。戰前，錢默吟“每天的工作便是澆花，看書，畫畫和吟詩”，是一個具有十足士大夫情調的時代落伍者。他躲進小樓成一統，他似乎永遠那麼悠閒，不爭不搶，不焦不躁。然而，北平一淪陷，他就覺得他的魂沒了。他能做的，就是為他的國而振作。錢默吟經歷著一場蛻變，他從“隱士”逐漸變成了“勇士”，而這種“士”是可殺不可辱的。他接受的更多精神資源還是儒家文化推崇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這種傳統文化精神並沒有隨著時代突進而變得一文不值，它在新的時代裏裹挾著新的內容，進入了錢默吟以及千千萬中國有志之士的性格重構和情感邏輯裏。正是他們，帶領這個古老的國家奮力突圍，直至翻開新的歷史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