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1年初到1942年末，日軍進行了5次大規模的“治安強化運動”，對根據地進行“蠶食”“掃蕩”。特別是1942年，是晉察冀軍區乃至整個華北敵後抗戰最困難的一年，敵人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的1000人以上兵力的“掃蕩”70多次，其中50000人以上的“掃蕩”15次，最後發展到依託鐵路、公路交通網路，用碉堡和封鎖溝形成“鐵壁合圍”，加緊了對邊區的經濟封鎖，企圖在經濟上困死我們。我正是在那一年參軍入伍的，分到晉察冀軍區三分區四十二團。

　　那時候，部隊從司令員、團長到普通士兵，除傷病員外，每人每天7兩糧食，都吃兩頓飯，基本都是稀飯，根本吃不飽，就算當時感覺吃得很飽，用不了幾個小時，肚子就咕咕叫。在糧食供應最緊張的春夏之交，全靠挖野菜、吃樹葉補充。武器彈藥也少得可憐，步槍手每人只有5發子彈，機槍手也不過50發子彈，每人4枚手榴彈。

　　可就在吃不飽、穿不暖，武器彈藥奇缺的情況下，我們八路軍依然取得了豐碩的戰果，僅在1943年下半年的一次“反掃蕩”中，我們團奉命保衛晉察冀軍區機關，大小戰鬥46次，殲滅敵軍800多人，擊落敵機1架。

　　1945年5月15日，晉察冀軍區為擴大解放區，準備反攻，召開幹部大會，要求主力兵團在預定建立解放區的地方組織戰鬥。根據任務，我們發起了雁北戰役，第三分區部隊在定縣和曲陽之間的公路上，頻繁打擊由定縣向曲陽運送物資之敵和曲陽出發之敵。

　　6月8日，我們獲悉，9日定縣之敵向曲陽運輸彈藥給養，曲陽之敵沿公路至高門村接應，並準備沿途搶糧。接到情報後，三分區首長決定：四十二團在田家莊、高門間設伏，在運動中殲滅曲陽接應之敵。我連的任務是隱蔽在公路南側麥田地，依託土堆、墳地等地形，協同主力圍殲敵人，並阻敵南逃。

　　6月9日10時許，敵人全部進入我們事先設好的伏擊圈。“突、突、突”，團屬重機槍首先打響。敵人在行進中突然遭襲，隊形一下子就亂了，很多鬼子和偽軍不分目標開始盲目射擊。這時，路南面的偽軍爬過封鎖溝向南逃竄，連長立即指揮我們截擊。二排長王國華率全排迂迴至敵人右側攔敵，當即俘虜日偽軍10余人，繳槍40余支。日軍在火力夾擊下死傷一大部分，殘敵龜縮在公路南側一個護線坑裏，在指揮官的指揮下，3挺機槍瘋狂射擊，拼死頑抗。

　　我們由副指導員武佔國帶領，在敵人正面70多米的地方還擊。可我們一射擊，鬼子就縮到護線坑內；我們一前進，他們馬上開火，想投手榴彈，70多米又遠得夠不到，一時無法接近。此時，其餘戰鬥都已結束，惟有此處殘敵還在負隅頑抗。關鍵時刻，四連投彈能手蘇雙才過來助陣，連續投了幾枚手榴彈，多數在護線坑內爆炸。敵人不得已跳出來逃竄。

　　“同志們，衝啊！”戰機稍縱即逝，副指導員武佔國大喊一聲。喊畢，幾乎和我同時向敵人衝去，與鬼子展開白刃格鬥。趕巧，我迎面碰上了日軍小隊長。他瞪著眼睛，哇哇亂叫，還沒容我多想，就舉起手中日本戰刀向我迎頭劈來。我當時用的正是繳獲的日本“三八大蓋”步槍，裝上刺刀後近1人高，長出日本戰刀一大截。我見刀劈來，便發揮武器優勢，拼出全身力氣向左一撥兒，“啪”的一聲，他的戰刀被我擋開，趁著他身體踉蹌之時，我順勢弓腰上步、揮臂出槍，一個突刺，正中他的胸膛，他一聲慘叫倒地，緊接著我又補了一刀，這個日軍指揮官就一命歸西，結束了罪惡的生命。

　　大約12時，除了3個鬼子被活捉外，其餘均被擊斃或刺死。經過兩個小時激戰，我們共殲滅日偽軍80多人，俘虜曲陽縣偽縣長和日偽軍38人，繳獲輕機槍4挺，擲彈筒2具，步槍85支及其他軍用物資。而我個人繳獲日本戰刀一把、手槍一支、日軍腰帶一條。

　　此後，我又隨部隊進行了幾次戰鬥，明顯感覺到鬼子的士氣與戰鬥力已明顯不如我剛參軍的時候了，用“江河日下”形容並不為過。1945年8月16日早上，我們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當時全團都沸騰了，一片歡呼雀躍，很多戰士相互擁抱，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侵我國土者，雖強必殺。戰火硝煙早已離我們遠去，但我作為70多年前抗日戰爭的親歷者，深切地感到，凝聚起來的中國力量猶如崑崙和泰山一樣偉岸，勢似長江和黃河一般壯闊，不論遇到多大災難、險阻和變故，民族在血濃于水的情感下終歸會團結一致，國家在匹夫有責的召喚下終歸會和諧統一，社會在共用太平的引領下終歸會繁榮富強。

　　劉鴻臣，瀋陽軍區政治部原研究室主任，正軍職，1924年4月出生，1942年2月入伍，1944年其所在晉察冀軍區三分區四十二團三連八班在練兵運動中表現特別突出，被晉察冀軍區授予“劉鴻臣班”榮譽稱號，1987年5月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