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和21日，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嚴天科率國家能源局、國土資源部、稅務總局、環保部多部委專家在濟寧調研採煤塌陷地治理工作，實地探訪了兗州區興隆莊鎮、鄒城市太平鎮等地，並召開座談會。會上，調研組專家聽取了濟寧市採煤塌陷地治理情況彙報，並指出，濟寧因煤炭開採造成的生態破壞嚴重；多年來，濟寧大力組織開展採煤塌陷地治理，取得明顯成效，為同類城市提供了可借鑒的豐富經驗。下一步，濟寧應積極通過改革尋求出路，更好地利用已有政策，協調各方力量科學制定規劃，提高採煤塌陷地治理恢復水準。

　　□ 本報記者 張譽耀本報通訊員 唐 岩

　　昔日沃野千里

　　如今滿目瘡痍

　　“原來這都是好土地，現在積水下沉，沒法種糧食，太可惜了。”

　　“俺祖輩都種地的老農民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

　　“這個水太深太涼，魚也不好養活。”

　　“礦區內和周圍建築物、管道有不少産生斑裂、傾斜的，住房也成了危房，不安全，住不了人，不少村子都得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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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國家部委工作人員來調研，兗州區興隆莊鎮礦區內的居民積極反映問題。

　　像這樣因採煤形成的塌陷地，濟寧市共有63萬畝，絕大部分為耕地，每年還在以4萬畝的面積遞增，其中50%以上的塌陷地為4-12米的深度塌陷。昔日沃野千里、鐘靈毓秀的孔孟之鄉，如今變得瘡痍不斷，著實令人痛心。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8萬畝良田絕産，每年減少的糧食和經濟作物損失高達9.6億元，並逐年增加。

　　而治理這些採煤塌陷地又極為困難。

　　“濟寧境內的採煤塌陷地深度大、面積廣，屬於分期多層開採，煤層之間開採時間跨度大，採煤塌陷表現為緩慢的不均衡地表沉降過程，塌陷週期一般為3-5年，有的地方達到穩沉則需要十幾年，需依據穩沉進度和開採時序制定科學的治理規劃，否則會造成無效或重復勞動。”濟寧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劉中會介紹，這一客觀因素延緩了塌陷地治理進程，加大了治理難度，也是導致社會上誤解塌陷地治理不及時的主要原因。

　　治理資金缺口巨大也是繞不開的難題。一方面，由於煤礦企業虧損，礦山地質環境治理保證金徵收困難，另一方面，按照現行規定，採煤企業繳納的保證金無法及時用於採煤塌陷地治理，導致投入嚴重不足。“特別是濟寧有28萬畝計劃經濟時期歷史遺留的塌陷地，失去了治理責任主體，治理資金至少需要60億元，政府無力承擔。”

　　同時，還存在濟寧城區建設與煤炭資源壓覆問題，部分國家政策時效性差、執行難度大，土地權屬矛盾突出等多種問題，如濟寧市採煤企業大部分是省屬企業或監獄煤礦，市縣政府及國土資源部門履行區域內土地復墾的監管職責難度很大。

　　因地制宜探索

　　不遺餘力治理

　　形勢緊迫，令人堪憂。近幾年濟寧市針對實際情況，大力組織開展採煤塌陷地治理，累計投入資金15.2億元，恢復耕地14萬多畝，根據塌陷程度和地域不同，探索出多種治理方法，實施大規模、大區域綜合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目前濟寧塌陷地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種，當前普遍採用的是企業出資、委託政府或國土資源部門治理，用於大面積、大範圍治理。”濟寧市煤炭局局長于海燕表示，另外兩種分別為:企業一次性支付減産補償費和土地平整費，由土地權屬單位憑證治理，這種模式主要用於不影響正常耕種塌陷地的治理，原落陵煤礦、兗礦集團開採薄煤層的煤礦採用此種模式；再就是早期治理採用的企業出資主導模式，適用於小地塊治理，兗礦集團興隆莊煤礦局採用了此模式。

　　而在具體治理方法上，劉中會介紹:對不積水或局部季節性積水的輕度塌陷區，實施“劃方整平法”，整平後可恢復耕種；對季節性積水或局部長年積水的中度塌陷區，實施“挖深墊淺法”，建魚池築臺田；對長年積水的重度塌陷區，實施“生態治理法”，實行種植、養殖、加工、旅遊綜合開發，形成魚鴨混養、禽蛋加工、旅遊觀光的立體治理模式，建成高效農業生態旅遊區。乙太白湖新區的香樟園垂釣區為例，今年已通過省級“漁業休閒園區”驗收。另外，還有“泥漿吹填法”、“預製填充法”等方法。

　　“為適應採煤塌陷區範圍持續擴大的新形勢，結合自然地域特點，又規劃了‘西北部引黃填充’、‘西南部清湖淤積’、‘中東部生態恢復’三大治理區域。已完成的780畝引黃充填示範工程已通過國土資源部、科技部、環保部等部委組織的專家論證，被列為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濟寧市國土資源局局長李繼凱説。

　　記者了解到，今年以來，國土資源部支援在濟寧設立“國家採煤塌陷地復墾治理研究中心”，省政府繼去年出臺支援濟寧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7條政策措施後，最近還將專門出臺支援濟寧等可持續發展的14條意見。

　　多種問題懸而未決

　　亟待創新思路和頂層設計

　　雖然治理卓有成效，但濟寧目前採煤塌陷地治理仍然面臨諸多矛盾。

　　濟寧市長梅永紅表示，由於受煤炭壓覆制約，地上地下矛盾突出，中心城區和鄒城、微山等縣市區長期被限制在狹小的空間、發展不足。根據省政府批准的《濟寧市城市總體規劃(2008-2030年)》，到2030年濟寧市城市用地規模為160平方公里，用地區域含煤面積約120平方公里，新增建設用地幾乎全部壓煤。

　　與此同時，治理資金比較分散、缺乏有力整合、沒有充分發揮效益。

　　“比如説，徵收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保證金，簡直像‘雞肋’，雖然徵收了34.88億元，但按照有關規定，它雖然在地方財政上，但屬於企業擁有，規定企業把塌陷地治理完成以後，再把保證金返還給企業。”梅永紅直言不諱，這就成了一個死結:企業是不治理或者基本不治理，造成保證金越堆越多，地方政府想治理，卻拿不出治理資金。一邊是不斷的塌陷，一邊是不斷增加的資金，但中間卻找不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

　　另外，《基本農田保護條例》規定，基本農田保護區一旦劃定，除經國務院批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改變或佔用。這就造成，雖然大部分塌陷地已經很難復墾為耕地，但在土地利用現狀圖上仍是耕地和基本農田，既不能進行耕地指標置換，也不能變更為未利用地進行生態治理，大量採煤塌陷地只能一直閒置。

　　基於以上因素，濟寧市希望國家對濟寧塌陷地治理能夠從頂層設計上統籌考慮地方政府和煤炭企業責任，強調“小利益服從大利益，短期利益服從長遠利益”的原則，並綜合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保護，給予更多支援。建議把礦山地質環境治理保證金轉為塌陷地治理基金，專項用於治理工作。

　　對此，嚴天科表示，調研組將針對資源型城市的不同情況，總結調研成果，想辦法提建議，為國家層面制定完善生態治理恢復政策規劃提供依據。濟寧市則需要通過改革尋求出路，更好地利用已有政策，協調各方力量科學制定規劃，創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最大限度地籌集和用好資金，把採煤塌陷地治理恢復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