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糾錯”是對的，但什麼叫依法？什麼叫錯？每個人的認識就不一樣，有些案子你認為錯了，他認為沒錯，怎麼糾？實踐操作起來不是簡單的問題。

　　●對於“知錯不改”，杜絕的根本方法還是完善和落實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是只要有非法證據嫌疑的證據就不能當證據用。

　　●錯案相對比較多的情況下，多考慮糾錯更有必要。當然，強調糾錯不意味著不追責，但在方式上應當更嚴謹些。

　　訪談嘉賓 田文昌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創始人

　　“知錯不改”主要因為害怕被追責

　　1、新京報：最近，念斌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耗時八年，被告人被法院四次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又被上一級法院多次發回重審、不予核準死刑，最終卻被無罪釋放。媒體採訪時，念斌案律師張燕生感慨説，“現在中國這麼多冤案得不到改正，就是因為知錯不改。”為什麼會出現比較嚴重的“知錯不改”現象？

　　田文昌：這個案子我有所了解，之前張燕生律師也請我論證過，案子指控的證據很薄弱，可以説基本沒有什麼證據，認定犯罪甚至判處死刑太離譜，改過來是對的。

　　説到“知錯不改”，其中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害怕被追責，如果承認自己查錯了、訴錯了、判錯了，是要被追責的。除此之外，還有司法理念的問題，比如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等基本原則不能貫徹落實，有些法官的思維方式是有問題的，他甚至並不認為自己是錯的。此外，還有案外各種因素的干擾和壓力等。

　　2、新京報：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多次強調堅持嚴格依法糾錯，就是對那些符合法定條件的案件必須裁定進入再審，對確實侵害了當事人實體權利的生效裁判，要堅決予以糾正。為何“依法糾錯”不起作用？

　　田文昌：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沒有錯，但關鍵還是要看講了之後如何落實，因為落實到具體案件上就不那麼簡單了。

　　3、新京報：明確規定也沒用嗎？

　　田文昌：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主要在於實踐操作中的準確界定。“依法糾錯”是對的，但什麼叫依法？什麼叫錯？每個人的認識就不一樣，有些案子你認為錯了，他認為沒錯，怎麼糾？實踐操作起來不是簡單的問題。

　　糾錯重要，防錯更重要，現在的司法觀念不改，機制設計不改，不僅“知錯不改”的情形會繼續下去，而且還會繼續出現新的錯案、冤案。

　　4、新京報：你所説的機制不改，具體指什麼機制？

　　田文昌：比如司法觀念問題，能不能真正貫徹疑罪從無、無罪推定原則；比如司法獨立審判受到限制、干預，能不能徹底清除；比如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刑訊逼供能不能得到遏制，能不能有配套的救濟措施，能不能明確規定凡是有刑訊逼供嫌疑的供述就不能當證據使用。因為從目前來看，絕大多數冤假錯案都形成于非法取證，是逼出來的，打出來的。這些問題都應當進一步引起重視。

　　多重視律師意見，悲劇很可能會避免

　　5、新京報：目前新一輪的司法改革已進入試點階段，突出特徵就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獨立審判權逐步得到重視，這種情況下，“知錯不改”的問題會不會更難解決？

　　田文昌：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獨立審判是防止案外干預、權力干預的一種有效機制設計，但獨立審判本身也不能説就一定不會出問題。獨立審判的前提是一定要實現真正的獨立，然後是要加強監督。不能法官只有權力沒有監督，實踐證明，任何沒有監督的權力都要出問題。

　　對於“知錯不改”，杜絕的根本方法還是完善和落實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是只要有非法證據嫌疑的證據就不能當證據用，這是一個關鍵的制度設計。只有規則明確了、具體化了，才能劃清楚對與錯的界限。

　　還有就是必鬚髮揮律師的作用，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6、新京報：怎麼保證律師作用的充分發揮？

　　田文昌：律師是控辯審三方關係中不可缺少的一方，如果把律師邊緣化，就難以保證司法公正。律師地位和作用是一個國家民主法治程度的標誌，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律師地位和作用的問題，從根本上改變對律師的錯誤定位，對律師的歧視。比如《刑事訴訟法》，搞了很多的修訂，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念，但是缺乏保障性條款，沒有救濟措施，最終導致這些好的理念難以得到落實，甚至會流於形式。機制設置不到位，光喊口號是沒有用的。數一數目前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冤假錯案，律師都竭盡全力做了無罪辯護，如果能夠多重視一下律師的意見，這些悲劇就很可能避免。否則，悲劇還會繼續發生。律師的作用一旦被削弱，法律的天平就會失衡。

　　7、新京報：你還提到輿論監督的問題，如何理解？

　　田文昌：輿論監督應該是沒有限制的監督，輿論應當有自己的立場和獨立性。當然，在輿論監督與獨立審判的磨合期內，自由的輿論監督可能會有負面效應，但這是正常的，不足為慮。要實現司法獨立審判就必須有輿論監督，這是毋庸置疑的。

　　一味地強調追責，可能會影響糾錯效果

　　8、新京報：從監督到救濟，如何在制度設計上細化體現？

　　田文昌：首先是立法上的設計，就是程式上的設計，光有規定還不夠，必須要保證落實。比如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必須嚴格規定，凡是違反正當程式獲取的口供一律無效，包括非法取證、應當出庭的證人不出庭，監所外提訊，拒不出示全程同步錄音錄影等問題，都必須得到徹底解決。最有效性的手段就是違反法定程式獲取的口供要一律宣佈無效。

　　其次，要明確律師的地位，重視律師的作用，保障律師的權利實現，給律師充分發揮作用創造條件。重要的是，對於侵犯律師權利的做法應當有明確的規制，對於不能充分行使辯護權的訴訟活動在效力上應當受到質疑。

　　第三，是要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必須排除權力的干擾，真正落實去行政化、去地方化。

　　9、新京報：對於法官害怕被追責而選擇“知錯不改”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田文昌：這個問題我在很多場合多次談到過，要注意一個客觀效果的問題，知錯就改對很多人來説都會有阻力，所以我們要創造條件儘量減少阻力，鼓勵大家能夠知錯就改。就是説追責的制度設計要慎重，不能因為追責過於嚴格、怕被追責，而將錯就錯、一錯到底。糾正錯誤和追究責任，兩個代價相比較哪個更重要？

　　10、新京報：這樣不少人會質疑，如此一來是否對那些製造錯案者過於寬容？

　　田文昌：我一直主張對於糾錯和追責而言，糾錯永遠是第一位的，當二者有衝突時，應當是寧可不追責也要糾錯，而決不能相反。所以，如果對於追責的制度設計更加科學，更加理智甚至相對寬容一些，在客觀上會營造出對於糾錯的有利的環境。

　　如果一味地強調追責，反而可能會影響糾錯的效果。所以，我認為在現在錯案相對比較多的情況下，多考慮糾錯更有必要。當然，強調糾錯不意味著不追責，但在方式上應當更嚴謹些。有些時候，比如徇私枉法、刑訊逼供等明顯嚴重違法的情形，一定要追責，而有些是因為認識問題，水準問題，可能就不一定非要追責那麼嚴厲。

　　新京報記者 高明勇 實習生 楊臻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