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家：政治關係僵局等因素導致中日經貿關係趨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姜躍春：

　　政治關係僵局等因素導致中日經貿關係趨冷

　　8月18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公佈，今年1~7月，日本對華投資額為28.3億美元，同比下降45.4%。另據《日本經濟新聞》8月10日報道，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近日發佈的2014版《世界貿易投資報告》數據顯示，2013年日本對華投資額減少32.5%，降至91億美元；與此同時，日本對東盟國家投資則在猛增：2012年日本對華投資還高於對東盟國家的投資，但2013年的統計數據發生了大逆轉，日本對東盟國家投資擴大至對華投資的2.6倍。

　　因為國家政治關係僵局等原因而導致的中日經貿關係，受到了何種程度的影響？發生了哪些變化？在中國記協8月19日舉行的一場題為“中日經貿關係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的座談會上，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姜躍春，對中日經貿關係的變化趨勢作出了解讀與分析。

　　中日經濟差距仍然巨大

　　在日本對華投資下降的同時，據商務部發佈的數據，今年1~7月，中國對日本投資卻增長了160.9%。姜躍春對此解讀認為：“這一數據體現了中國‘走出去’的發展戰略趨勢。”姜躍春強調，中日兩國在貿易、投資領域的深入合作，其實是互惠的。

　　從需求上看，中國需求對日本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可小視。以旅遊業為例，日本觀光局2012年2月25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1月中國兩岸三地的訪日人數達25.4萬，佔全體訪日外國遊客的43.7%，其中中國大陸游客達11.04萬人。中國遊客平均每人在日消費達到16萬日元(約合1.4萬元人民幣)，大幅高於其他國家遊客每人平均在日消費8萬日元的水準。所以，日本把中國列為“重要旅遊推廣國家”之首。

　　從投資角度看，日本對華投資也有利於中日雙方。姜躍春以日本本田汽車為例説，2009財年，本田汽車凈利潤為31.8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的凈利潤達到28.6億美元，約佔全部利潤的90%。

　　另外，中日經濟結構存在著較強的互補性，兩國目前處在經濟增長週期的不同階段，也為兩國經貿合作提供了廣闊前景。姜躍春説：“中國目前處於經濟增長的‘青春期’，而日本經濟已經步入‘老年期’，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為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各國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

　　雖然中國市場需求對日本的經濟增長有著不小的作用，但是姜躍春也強調，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經濟差距仍然是存在的。他説：“在經濟全球化的局面下，僅僅用GDP總量這個指標來進行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比對，是不合適的。”姜躍春舉出了許多數據來説明這一點——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4月8日公佈的最新數據，中國的每人平均GDP為6747美元，排名世界第81位，低於世界平均水準10486美元；而日本每人平均GDP達38491美元，位居世界第23位。在男女平均壽命方面，中國在2005年為73.0歲，而日本在1971年就已達到72.9歲。從産業來講，2009年中國第一産業佔GDP的比重為10.3%，而日本1968年該項指標是10.7%。在城市的恩格爾系數方面，中國2009年為36.5%，日本1965年時為36.3%。在每人平均電力消費量上，2008年中國為2601千瓦，而日本在1969年就達到了2729千瓦。

　　“從這些經濟指標來看，中日兩國至少還有幾十年的差距。” 姜躍春説，“因此，我們在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騰飛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差距。”

　　日本對外投資轉向東盟趨勢待觀望

　　今年上半年，日本在華投資額幾近“腰斬”，但日本對東盟的投資額卻激增。姜躍春認為：“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由於受到近些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中日關係僵局的影響，日本企業的一些投資已經開始轉移到東南亞。”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姜躍春説，“其中既有日元升值、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也有中日兩國政治關係緊張帶來的影響。日本是一個憂患意識比較強的民族，日本企業也具有這樣的性格，當兩國關係出現波動時，出於對中國反日遊行等風險的考量，他們會在一定程度上考慮投資轉移。”

　　不過，姜躍春認為這屬於正常現象。他説：“我們看兩國之間的對外投資狀況，不能只看一個點，而要把它放到一個相對長的週期中去觀察。對外投資額的漲落，甚至是幅度比較大的漲落，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日本企業把投資轉移到東南亞這個趨勢能持續多久，我覺得也是一個值得考慮和觀察的問題。據我所知，轉移到東南亞的日企多數是中小型企業，而一些大的日企，更多的還是著眼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未來。許多發達國家如歐美的企業，現在仍然不斷地將高精産品放到中國生産。”

　　“日本不積極”影響亞太區域經濟合作

　　自2012年“購島”事件以來，中日關係進入冰凍期，加上“中國威脅論”、“中國經濟威脅論”等論調，對於中日經貿關係的影響顯著。不但如此，中日關係僵局對於整個亞洲地區的區域合作也産生了負面影響。中國和日本是區域經濟中兩個不可或缺的主力，如果這兩個國家在地區合作問題上沒有取得一致的話，整個亞洲地區的合作都難以推進。

　　姜躍春舉例説，2013年中方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但日本對此反應消極。有日本媒體報道稱，這一銀行將有16國加盟，各加盟國與中國已進入具體交涉階段，但日本、印度不在此之列。日本媒體認為，中國此舉意在對抗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擴大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影響力。姜躍春認為：“印度和日本之所以沒參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籌備，我個人認為，原因無非是他們擔心出現中國‘一家獨大’的局面。我認為這種擔心是亞太地區區域經濟合作的最大問題。為什麼亞太地區在過去30年內有很多層出不窮的合作框架，區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卻依然不高？原因也在於此。”

　　目前，中日韓自貿區(FTA)的談判進展也比較緩慢，姜躍春認為主要也是因為“日本不積極”。他説：“中日韓自貿區能否早日建成，實際上取決於日本。由於日本在這一問題上不積極，因此中韓自貿區可能先行一步，在今年內可能就會有結果。”

　　中日貿易垂直分工的體系，對於中日經貿關係的發展也是一個挑戰。過去，中國主要承擔的是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下游加工産業，雖然近些年這一局面有所改善，但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中日政經關係僵局還要持續多久

　　雖然中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屬於正常現象，但姜躍春認為，這依然會對中日經貿關係産生一定的負面影響。至於中日關係的這種僵局、這種“對抗期”還要延續多久，姜躍春認為“非常不容易回答”。但他表示，至少有3個領域的因素值得考慮。

　　首先，必須清楚地看到，造成中日關係僵局的最直接原因，就是“釣魚島事件”。中日雙方是否能夠在這一問題上進行對話討論，是能否打破中日關係僵局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中日兩國特別是日本國內的政治變化，也將影響中日關係的發展。姜躍春説：“日本現在的執政黨自民黨的一些理念和政策，按照我們中國人的理解是比較偏右的。日本採取這種偏右或者説比較強勢的對華政策，背後有許多背景。比如，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日本國家戰略的調整，日本追求政治大國的目標，等等。同時還有國際環境變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中國崛起帶來的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中日的共同對手蘇聯解體，等等。”姜躍春認為，日本偏右的政策何時有所調整，將影響到中日關係僵局如何、在什麼時候破局。

　　中日兩國關係僵局能否打破，還取決於兩國在其他領域的交流能否推進。比如，在經貿領域的交流，在人員往來方面的互動，以及兩國在地區事務上的合作，這些因素都可能對兩國政治關係的緩解起到推動作用。

　　記者 陳婧 實習生 施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