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洛杉磯8月15日電（記者薛穎）中國政府已提出，在今後發展過程中對地方的考核“不唯ＧＤＰ論英雄”，世界其他國家也有類似做法。

　　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早在2008年就提出，應用新的社會發展衡量指標取代ＧＤＰ，以更廣泛地反映社會和環境改善情況。英國首相卡梅倫曾在2010年一次會議上表示：“我們不能只盯著ＧＤＰ，而不顧國民是否幸福。”他甚至責令國家統計局局長制定一套衡量“國民總幸福”的方法，以了解國民的心理狀況和對生活環境的滿意程度。

　　在美國，羅伯特·肯尼迪早在1968年就呼籲減少對ＧＤＰ的依賴。2012年，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提出，ＧＤＰ等一些政府經濟數據並不能完整地反映許多民眾正面臨的艱難時刻，“我們應尋找更好和更直接的指標來衡量民眾的幸福度”。

　　從北美國家加拿大到亞洲小國不丹，從社會經濟學家到政府，世界各地早已不乏對“超越ＧＤＰ”的探索。有人甚至提出：“ＧＤＰ已經死了。”

　　如今在西方，提起ＧＤＰ，一些人心中五味雜陳。在人們記憶中，ＧＤＰ增長，就業率會提高、投資會增加、生活會更好。但ＧＤＰ增長早就越來越難。

　　美國、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越來越多國家出現這樣的現象：即使能做到ＧＤＰ小幅增長，但與此同時無法擺脫的噩夢是政府債務大幅增加。無怪乎一些國家開始慢慢把ＧＤＰ“晾涼”。

　　ＧＤＰ是否已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峙祿共灰歡āＶ遼僦灰批判之聲不絕於耳，它就還有拿來讓人們反思的價值。

　　《幸福經濟學》作者馬克·安涅爾斯基在書中寫道：“ＧＤＰ理想的經濟英雄是一名癌症晚期的大煙鬼，他正打一場昂貴的離婚官司，他因為一邊開車一邊大嚼漢堡包還一邊打手機造成了一起20車連環追尾的交通事故——他的所有行為都為ＧＤＰ增長作出了很大貢獻。”

　　安涅爾斯基同時指出，這名“英雄”的很多所做所為雖然按其導致的消費和生産的金額被計入ＧＤＰ，但對社會進步確實沒起到任何促進作用。

　　從衡量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改善的角度，人們早已認識到，ＧＤＰ增長與否並不是合適標準。過去40多年中，一直有人試圖找到一種社會經濟發展指數，能取代ＧＤＰ，更好地反映人們生活的改善。

　　1972年，威廉·諾德豪斯和詹姆斯·托賓發明瞭“經濟福利尺度”（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1989年赫爾曼·達利和小約翰·柯布、克利福德·柯布父子又研究出“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後來1995年，克利福德·柯布研究出“真實發展指數”（Ｇｅｎｕ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這些新型指數的特點包括：扣除國防開支因素、把對環境的破壞因素考慮進來，有的還增加了志願者服務、犯罪率、休閒時間、公共設施年限等，有的在政府和行業統計數據中加入了社會調查。

　　這些新的社會發展衡量指標在部分國家的地方政府得到小範圍應用，也有的國家政府參照這些指標體系研究制定自己的新的社會發展指標。但目前還沒有一套能被世界各地廣為接受和普遍應用的指標體系。

　　克利福德·柯布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對任何一個反映社會進步的指標體系來説，本土文化因素很重要。它必須是在這個社會原生的，能代表最廣泛的民眾意見。”

　　從對ＧＤＰ高速增長的自豪、驕傲，到敢於提出“不唯ＧＤＰ論英雄”，中國勇敢地邁出了轉變的一大步。然而，“不唯ＧＤＰ”之後，我們應該用什麼指標來衡量我們的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呢？在克利福德眼中，這可就要看中國人自己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