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在非洲，疾病不單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環境和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又卡住了社會、環境問題。而如果埃博拉淪為恐怖襲擊“武器”，它造成的失控恐難以估量。

　　最近，美國史上首位女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對當今世界形勢作了言簡意賅的評論：“這是一個亂局”。她指的是烏克蘭“內戰”，民航客機被擊落，加沙戰事，伊拉克告急，敘利亞內戰。國際政治關係中的戰爭衝突一直是各國關注的焦點，而一個更險的世界危局，正在潛潛並行。埃博拉，把我們看了幾十年的危機災難片，生生演成了現實。

　　受困埃博拉比成戰爭難民更可怕

　　非洲災區，一堆人身著太空服一樣的連體防疫服，只有鏡片後面似隱似現的眼睛，真是説不出的恐懼。一旦嚴重到區域封鎖，你都要羨慕戰爭難民可以逃離戰區。你走不了，只能眼看自己被死神陰影慢慢籠罩。

　　兩個感染的美國志願醫護人員，正在距離我幾十英里的艾默雷大學醫院。他們開始使用從煙草蛋白提取的血清治療，情況出現轉機。從埃博拉病毒1976年首次被發現，大批科學家就在尋找疫苗，這個名為Zmapp的血清在政府資助下研發，在有限數量的猴子實驗中相當有效，但是人和猴子還是兩回事，新藥推廣到人類使用，是非常謹慎的過程，此藥至今並沒有被批准用於人類，用在危急病人身上，在美國合法，聯合國並不支援。即便可以用於非洲災民，實驗階段的血清還非常少，完全不足應付災情。

　　説起西非的不衛生，對疾病的無知，這些情況距離我並不很遠。埃博拉是一種出血熱。我就在另一種出血熱的疫區生活過。那是埃博拉病毒首次被發現的幾年前，我生活的小村裏突發流行病。我們睡大通鋪，緊挨我的一個小夥伴就中了招，症狀像感冒、高燒，我去給她端碗麵條，進屋只看見她從頭到尾悶在一床被子裏，抖得像篩子。我趕緊去醫生家——幸而有一對在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夫婦，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趕到山村定居。我這才得知：這是出血熱，也就是鼠疫，沒有特效藥，只有保守療法，就是全靠自身抵抗力。小夥伴扛過去了，小小山村卻死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醫生的獨生子。落戶之後一年，我們慢慢才知道，這裡不僅有陣發鼠疫，還是90%的結核病區和梅毒病區。可是我們只能稀裏糊塗繼續過下去。

　　在非洲，疾病不單是醫學問題

　　這次感染埃博拉的兩名美國人，一名是教會義工。這讓我想起華裔美國醫生徐俊作為教會義工援西非的故事。

　　徐俊一行是4月19日到的幾內亞比索。埃博拉已經蔓延，雖説當時幾內亞已經有七十多人死亡，塞內加爾已關閉和幾內亞的邊境，但他們堅持前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治療過的幾百病人，在重見他時，只有兩人有微笑，其餘人沒有任何久別重逢的反應。他們被重病折磨，掙紮在死亡線上，沒有多餘的一絲一毫心力。

　　當地還沒有淪陷於埃博拉時，徐俊遇到的還是常見病：瘧疾、嚴重腹瀉、各種性病、各種嚴重皮膚病等等，還有特定的非洲病，照徐俊説法“品種繁多”。這個因當地有教會而“幸運”、每年有醫生去義診的地方，所有的病，都必須積攢拖延到那一年中的短短幾天才有望紓解，可是義工人力有限。

　　徐俊從自己的美國病人和教友那裏募款有限；他從美國一個慈善機構和一些藥廠取得免費藥，但帶去的藥品種類數量依舊有限。最後“面對病人渴望的眼睛”，不能不給藥，有時只能“違心地給些維生素”；有的開了藥方，送藥錢讓他們去買藥，但“大部分的現金，病人不是去買藥，而是去買食品。”那些有幸拿到藥的，很可能病沒好藥就斷了。這已經是最幸運的一個點。絕大部分地區連這點救濟都沒有。

　　對非洲的此類慈善行動經年累月，但還是杯水車薪。正如徐俊所説，在非洲，疾病不單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環境和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又卡住了社會、環境問題。非洲國家政局動蕩，幾內亞比索“一個總統往往一兩年就被推翻。我去年來之前六個月，總統就被幾個將軍不經審問，直接從辦公室拉到河邊槍斃了，然後重新舉行大選。”“任何一屆總統當務之急是鞏固政權和全面撈錢，老百姓的福祉是沒人關心的。”這也成為埃博拉肆虐的一個基礎。

　　現在媒體已經在用“失控”形容埃博拉在西非的情況，它還是體液傳播，最可怕是哪天出現空氣傳播的病毒、或者沒有剋星的超級細菌大面積傳播，另外，專家還在擔心，這些都可能成為恐怖襲擊者有意利用的“武器”。那才是真的全面失控。

　　□林達(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