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重慶組建政府産業引導股權投資基金，由財政資金與社會資本合作設立基金，以市場化方式開展股權投資，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要求，按照市場化方向推動財政體制改革和促進形成企業股本市場化補充機制的重要舉措。

　　完善財政體制、解決制度瓶頸的重大改革

　　當前，我國財政部門在促進産業發展資金的使用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資金使用還不充分。常年有結轉結余資金沉澱，經年累計，可能出現大量的閒置資金，有效使用不足。二是資金投向分散，包括技術改造、困難企業補助、進出口類企業補貼、中小微企業補助等多種用途，績效難以評估。三是儘管有嚴格的管理規定和程式，但實施過程中難免出現“灰色交易”。從財政管理角度看，組建政府産業引導股權投資基金有五個重要意義。

　　第一，通過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桿比，放大財政扶持資金，以市場化運作方式投入到技改、技術進步和科研開發産業化等方面，還可加大産業重組、企業並購力度，有助於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産業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

　　第二，有助於財政資金保值增值。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年化回報率往往在10%以上，甚至達到15%到20%。財政資金與社會資本同股同權，同等回報。

　　第三，推動企業向混合所有制發展，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財政性資金和社會資金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投資，會使得企業股權多元化，有助於企業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國有企業改革方向。

　　第四，政府機關、政府公務人員一般不直接參與基金運作管理，可減少政府干預和個別公務人員的灰色交易。

　　第五，通過建立産業引導股權投資基金的運作模式，使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和財政部門僅僅提供基本的市場“守夜人”服務。

　　完善企業股本市場化補充機制的重要渠道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突出瓶頸，就是企業股本缺乏市場化補充機制，致使企業債務過重，這是一個比政府債務更為嚴重的問題。目前，我國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負債規模28萬億元，大體佔GDP的50%左右，而美國政府債務佔比達到了110%，歐洲政府債務佔比120%，日本佔比更是高達200%多。我國企業負債總額已達70多萬億元，佔GDP的比重達130%，高於世界成熟經濟體50%-70%的一般水準。之所以造成這樣高的負債率，根子上是企業股本金的市場化補充機制還沒有建立。

　　中國企業的融資過去總是在圍繞借債做文章，沒有跳出“舉債擴張-危機-重組-再舉債擴張”的迴圈。比如上世紀80年代初，國有企業資産負債率普遍不到20%，但經過10多年累積，到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升至80%左右，以至於相當一批企業陷入資不抵債、資金鏈斷裂的危機之中。國家不得不進行關閉重組等“外科手術”，2000年企業負債率才降到了50%左右。而這十多年下來又逐漸上升到70%，企業債務總量就達到了GDP的130%。

　　要跳出這個迴圈，關鍵要發揮資本市場的作用，核心是抓好兩個市場。一個是公募市場，建設好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重點為企業提供面向社會公眾融資的渠道。近年來，證監會積極推動股票發行註冊制度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促進證券行業創新發展、打擊內幕交易等，為證券市場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另外一個是私募市場，大力發展私募基金和股權融資。美國股票市場市值20萬億美元，私募基金規模有37萬億美元，私募市場的規模遠高於公募市場。而我國目前股市市值20多萬億元，比私募基金多4-5倍，私募基金市場還有著廣闊的發展潛力和空間。

　　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形成健全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就能形成企業股本的市場化補充機制，解決好我們經濟發展面臨的融資結構失衡的瓶頸問題。具體到重慶，就是要通過組建政府産業引導股權投資基金，拓展股權融資渠道，形成4：4：2的社會融資結構，即銀行貸款佔比40%，直接融資佔比40%(包括發行股票和債券佔25%-30%，私募基金佔10%-15%)，表外融資及其他非信貸融資佔比20%。

　　選擇合作方的“五個維度”和“四個條件”

　　重慶市政府結合私募基金募集、投資、管理、退出四個環節，首批選擇了16家合作基金管理人。主要基於“五個維度”考量：

　　一是資金來源要合理。私募基金籌集資金不能搞“高息攬存”，也不能搞散戶的“眾籌融資”。與上市公司公開募集資金不同，私募基金的合夥人數不能太多，一般不超過200個，主要應該是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中的大戶。此外，私募基金也不宜去做信託資金、銀行資金的所謂“通道”業務，資金來源不順暢、不合理、不規範，將影響基金正常運作。

　　二是資金用途要規範。私募基金不能拿募集資金去二級市場炒股，或者炒房、炒匯，私募基金就是搞企業投資、股權投資的，這和共同基金、貨幣基金、對衝基金有本質區別。儘管法律法規對基金炒股、炒匯沒有禁止性規定，但此類機構不宜作為政府産業引導基金的合作夥伴。

　　三是要有健康的投資理念和成熟的投資技能。就被投企業的生命週期而言，私募基金的投資可以分為在初創階段的天使投資、在快速成長階段的創業投資、在成熟運作階段的技改投資，以及在企業出現危機、需要展開並購時期的並購重組投資等階段。私募基金在哪個階段介入企業，要看自身的投資戰略，更要看投資能力和水準。私募基金應對企業的戰略前景有清晰判斷，對企業的財務結構能科學地盡職調查，對企業運作態勢有足夠的判斷力，應堅持長期投資，避免倉促“臨門一腳”、短期變現退出的情況。

　　四是要有良好的退出機制。就私募基金退出通道而言，有上市轉讓(包括A股、創業板、新三板等)，在地方産權交易市場轉讓或區域性股權市場掛牌轉讓等途徑，也包括戰略投資購並以及原來投資企業的股東回購、管理層收購等方式。基金退出時的交易能力也是選擇合作夥伴的重要考量。

　　五是要有良好的投後管理架構。私募基金投資一般應該是參股性質的，不應以控制企業生産經營為目的，而應通過股東會、董事會等機構，幫助企業完善內部治理、提高決策能力和水準，幫助企業提升價值。

　　具體而言，重慶市政府選擇合作的16家基金合夥人主要把握好“四個條件”。

　　一是考慮私募基金在業界的“名聲”。比如一個坐標有四個象限，總應在第一象限裏去選擇，在業界排名靠前的、名氣聲譽響亮的自然容易“中選”。好的私募基金對被投資企業是一種“背書”，好的LP對GP是一種“背書”，政府財政引導資金的投入對基金管理團隊也是一種“背書”。

　　二是項目選擇能力。一個優秀的基金管理團隊，應該有敏銳的項目篩選能力，以及選好項目後的整體策劃、打造能力，為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不斷發掘出升值空間。

　　三是投後管理的能力。設計一個投資方案以後，讓企業能夠接受，能夠平衡，能夠發展，從而能夠順利實現退出的交易結構至關重要。這樣投資後基金也能夠很好的參與管理、參與決策，又不跟企業實際控制人發生過度“摩擦”。

　　四是退出業績。有良好的既往退出業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私募基金的綜合實力和運作水準。

　　重慶推進産業引導股權投資改革的總體考慮

　　第一，投資規模。重慶市政府今年首期安排25億元財政引導資金，以後逐年投入，五年後財政資金總投入預計將達到150億元、甚至200億元。通過1：3或1：4的杠桿比，每年能夠形成100多億元投資，五年後形成至少500多億元規模。

　　第二，投向結構。財政資金投向工業、農業、科技、現代服務業、文化、旅遊六個行業，基金管理人的選擇也適度引入競爭。根據各行業投資項目儲備和社會資金配套等情況，再考慮新增財政資金。

　　第三，基金來源。除了財政出資外，還考慮由國有企業資本以股權投資基金的形式投資，形成國有企業資本的股權引導基金，改變以往直接投資産業的做法。同時，鼓勵民營企業組建股權投資基金，進而形成財政、國資、民資三類股權投資基金共同發展的格局，爭取每年投入70-80億元左右的各類資本金，引導400-500億元社會資金投資。

　　第四，環境支撐。股權投資基金總是選擇成長性好、潛力強的地區落地。重慶有良好的發展潛力和投資環境，經濟增長連續多年處在全國前列，動力結構、投資結構和效益結構比較好，相應的企業發展也比較好，為股權投資基金髮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廣闊的投資市場。

　　總之，重慶積極發展産業引導股權投資基金，促進私募股權基金行業發展，為財政體制改革作出了有益探索，完善了企業股本的市場化補充機制，提高了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精神的具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