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一方面是全球央行的全面寬鬆，甚至負利率；另一方面卻是財政政策的缺位

　　全球貨幣政策寬鬆是各國央行繼上海G20會議之後，就全球協力穩增長達成的新共識。具體包括中國央行率先降準，歐洲央行加大負利率幅度，日本央行首次實行負利率，及美聯儲暫停加息並將全年加息預期次數從四次下調至兩次等等，顯示在當前全球經濟疲軟，金融市場不穩定的背景下，全球央行開啟新一輪寬鬆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防範全球金融風險。

　　然而，對待全球寬鬆貨幣政策可持續性與面臨的挑戰，近期也出現了一些擔憂之聲，筆者也深有同感。當前超寬鬆貨幣政策背後卻是隱患重重：如發達國家企業大量囤積現金卻投資乏力，日本央行負利率、歐洲央行降息之後，日元、歐元兌美元反而大漲，恰恰顯示了全球投資者認為貨幣寬鬆無濟於事，避險與恐慌情緒加大。這些説明貨幣政策已經有不可承受之重，承擔了過多力不從心的責任。若要真正走出危機泥潭，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各國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已經是無法回避的。

　　從經濟基本面來看，今年1月份IMF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估從3.6%下調至3.4%，OECD則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從3.3%下調至3.0%。然而，應對當前經濟下滑，傳統的貨幣財政兩大政策手段顯然有些失衡。一方面是全球央行的全面寬鬆，甚至負利率；另一方面卻是財政政策的缺位。

　　如美國債務上限主要受制于兩黨政治；而德國得益於經濟增長和稅收增加，2015年居然財政盈餘121億歐元，連續兩年沒有聯邦財政新增債務，考慮到歐元區整體疲軟的經濟環境，財政盈餘的出現無益於緊縮的財政政策。所以一方面歐洲央行竭盡全力放鬆貨幣政策；另一方面德國卻在緊縮財政，這是一個多麼大的諷刺。

　　更為關鍵的是，危機以來各國經濟結構轉型整體來看不盡如人意，要走出危機，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

　　美國方面，美國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提到“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美國勞動力市場也不容樂觀。更重要的是，美國也會出現混亂與政策失靈。”筆者確實認為，美國經濟復蘇十分依賴寬鬆貨幣政策，如今美國再工業化進程緩慢,高消費低儲蓄的格局沒有改變，貿易逆差更加嚴重，稅收和醫療改革成效頗微，而資産價格上漲頗為明顯，如房價、股票價格不斷攀高，金融行業工資上漲遠遠領先其他行業，加大了財富分化。

　　歐元區方面，全球最大對衝基金橋水創始人達裏奧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提到“目前三個主要的儲備貨幣，現在都是運作空間有限。而當權領導的領導力發揮對經濟復蘇有重要影響。”如今的歐元區難民危機、恐怖主義問題點燃邊緣政治風險，歐洲央行內部從德國央行反對貨幣政策寬鬆到越來越多的國家發出質疑。同時，歐洲財政一體化之路漫長，勞動力改革、福利制度改革、公共部門改革等進展緩慢也十分沉重。

　　日本方面，日本央行政策委員會以5比4的投票結果通過負利率，説明內部反對聲音仍然強烈。同時，日本央行負利率之後，日元反而大幅升值，避險情緒上升，説明投資者對寬鬆貨幣政策的信心有所衰退，政策邊際效用遞減。

　　新興市場方面，前期得益於發達國家量化寬鬆，資金遠遠涌入，享受了高速增長也推高了資産泡沫。然而，美聯儲加息預期出現以來，新興市場改革滯後的後果得以顯現，投資者預期不斷惡化，資金撤離風險加大，新興市場國家面臨股市、債市、匯市的洗禮。

　　對於中國而言，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應對中國經濟新常態，實現未來五年經濟6.5%增長的關鍵。而且中國貨幣政策的空間已經不大,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提到的，中國杠桿率已經過高，去杠桿也是今年五大任務之一；資本市場發展緩慢與國民儲蓄率過高、股票市場發育緩慢、以及民間財富積累相對較少的背景有關。

　　如此看來，中國亦需要加速推進改革，這其中改革者的智慧與堅定信念不可或缺。正如李克強總理會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海外代表時所表示的那樣：中國經濟未來要保持中高速增長，邁上中高端水準，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與其國家相比，中國仍有財政政策空間，若結構性改革能夠切實推進，擺脫貨幣依賴、重塑經濟增長的機會要大於其他國家。(作者係瑞穗證劵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