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2月1日刊登《別擔心，中國會保持增長》一文，作者為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

　　經濟放緩不足為怪

　　文章稱，中國經濟將要出現的崩盤再一次成為全球媒體的熱門觀點。這一次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預測，原因是中國經濟在2010年後的持續減速。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超過10%降至2014年的7.3%，2015年則進一步下滑到6.9%，創下25年來的最低紀錄。這是中國在1979年向市場經濟轉型後第一次經歷這麼長時間的經濟減速。

　　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巨大。這種減速通常被歸因為中國內部結構性問題，比如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高債務杠桿、老齡化以及不可持續的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這樣的問題解決起來並不容易。如此一來，中國經濟的崩盤被認為不可避免。自去年下半年以來，股市和外匯市場的震蕩進一步強化了對於中國未來所持的悲觀論調。這成了最近的達沃斯會議和其他國際論壇的主導觀點。

　　文章稱，作為處於轉型期的經濟體，中國的確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不過，經濟在2010年後出現的減速其實在很大程度是由於外部及週期性因素。

　　發展機遇依然巨大

　　文章稱 ，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在2016年到2020年的“十三五”期間，讓經濟每年保持6.5%以上的適度高增長率，從而到2020年讓國內生産總值(GDP)和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由於未來幾年的外部需求可能會出現疲軟，中國能否實現這一增長目標取決於國內需求形勢，其中包括投資和消費。這兩方面都存在良好的機遇。

　　首先，作為中等收入國家，中國有充足的機會實現工業産能升級。儘管鋼鐵、水泥、玻璃、鋁、造船和其他工業領域出現嚴重産能過剩——雖然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因工資的不斷上漲已失去了相對的優勢——但它們都屬於中低産業。中國在向中高産業轉變的過程中有許多投資機遇，比如在特種鋼材、精密機床、先進設備等領域。這樣的投資會帶來高經濟回報。

　　其次，中國過去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為了通過高速公路、高鐵、機場和港口將一座城市與另一座城市連通。然而，像地鐵和污水處理系統這樣的城市內的基礎設施卻嚴重不足。投資這些領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經濟效率並産生較高的社會回報和經濟回報。

　　第三，中國亟須投資環保領域。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中國遭遇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投資這一領域會帶來高社會回報。

　　最後，城鎮化。目前，中國約有55%的人口生活在城鎮地區。高收入國家的城鎮化水準通常超過80%。未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水準的提高，需要在住房、城市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領域進行投資。

　　文章稱，在目前經濟放緩之際，中國還有許多好的投資機會，這一點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主要區別。如果發達國家的工業存在過剩産能，要找到好的新投資機會將非常困難。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和環境整體上是好的。城鎮化已經完成。因此，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不能簡單地拿發達國家的經驗來判斷中國的增長潛力。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領導人説，面對經濟下行，中國運用政策的迴旋餘地比較大。

　　財政資金仍很充裕

　　文章稱，除了好的投資機會，中國還有充裕的資金支援投資。

　　首先，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債務總計不到GDP的60%。在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它們的政府債務已經超過GDP的100%。

　　中國有充足的財政空間支援一些中意的基礎設施投資。唯一的制約是地方政府從銀行或者影子銀行借短期債務來為過去的長期基礎設施投資埋單，導致了期限上的不匹配問題。中國財政部最近通過允許地方政府發行長期基礎設施債券置換他們的債務來解決這一問題。在必要情況下，中國政府可以採用另外一輪擴張性財政政策支援基礎設施投資。

　　其次，中國的家庭儲蓄佔GDP的近50%，屬世界最高水準。政府可以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撬動私人投資，包括利用公私合作的方式建造基礎設施。

　　再次，投資需要用外匯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和原材料。中國擁有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世界上最多的。

　　文章稱，上面的條件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許多好的投資機會，但當它們遭遇外部衝擊或經濟下行風險時，它們的投資經常受到財政實力不強、私人儲蓄率低以及外匯儲備不足的制約。中國沒有這樣的限制。

　　增長目標定可實現

　　文章稱，在擁有上述有利條件的情況下，中國將能夠維持相對較高的投資增長率，而這會帶來就業機會，增加家庭收入，並將消費增長維持在相當高的水準。這些有利條件在“十三五”期間不會發生變化。即使外部條件沒有改善，出口增長相對較弱，中國仍有能力依靠國內投資和消費增長實現至少6.5%的增長目標。

　　因為有能力達到增長目標，中國將繼續充當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發動機，貢獻全球每年增長的大約30%。